高超，1988年生，辽宁本溪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站博士后。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与社会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哲学观与科学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问题、科学主义思潮研究。出版专著2部、编著1部、合著1部。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逻辑学研究》《现代哲学》等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5项。获评吉林大学首届“十佳研究生”、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吉林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大赛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要完成人）。
来到吉林大学读书和工作已近17年，在本科短暂地徘徊之后，我的研究方向逐渐明确为“哲学的科学化”。与其说是把“哲学的科学化”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不如说这是我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形成于90年代和世纪之初的小学、中学时光，我的母亲学习光电专业，在我小的时候就为我讲述了很多科学知识。那时的我最喜欢看的是各种少儿百科全书，最喜欢的小说则是《鲁宾逊漂流记》和《海底两万里》。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一位母亲是物理学教授的同学教给我勾股定理和三段论推理，我为数学和逻辑所具有的精确性和必然性力量所深深惊叹，这在我心目之中塑造了一种观念——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典范。
初中时，我接触了一些哲学经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有一本卢卡西维茨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毫无疑问，我都看不懂。我同桌见我看这些书，就借给我一本她父亲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相对于前面那些要易懂得多，它第一次比较清晰地塑造了哲学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门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
就在高二上学期的那个冬天，孙正聿老师来到我们高中做讲座，我被孙老师的风范所吸引，萌生了报考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念头。2007年我进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时我发现哲学原来与文学和历史更为贴近。除了逻辑学、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外，大多数课程与数学或自然科学关系不大。很多哲学学说更强调深刻的阐释和切身的体悟，而不纠结于精确的定义、严谨的推理、客观的检验和普遍的认同。这让我感受到了哲学形态的丰富性和哲学观念的复杂性。特别是孙老师曾说，五十万字的《哲学通论》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哲学不是科学。这一观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持久的影响，我这十余年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围绕“哲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也可以说归根结底是对自己老师的不懈追问。
当时乃至今日都极有影响的“普遍规律说”和“知识论立场”的哲学观认为，科学以世界的各个部分或各个层次为对象，提出关于这些特殊部分或特殊层次的特殊规律；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提出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规律。孙老师则认为，无论是世界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层次，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是或必将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里没有哲学的立足之地。但科学本身却总是蕴含着它自己并不追问的问题，比如作为科学研究“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是哲学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因而可以说，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对此，我是理解和赞同的。即便在科学与哲学并无显著区分的古希腊，通常被我们称为“哲学”的思想与几何学和自然科学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更不用说近代以来经过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哲学了。这些哲学都不主要地或直接地以经验所能把握的世界为对象，而是追问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思想的前提性问题。但我并不因此就不认为哲学也可以是一门科学，并没有放弃哲学实现科学化的理想。
正是在研读《哲学通论》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孙老师所引用的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比如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就提出，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一种注重定性研究和目的论解释的传统，还有一种注重定量研究和非目的论解释的传统，经院哲学延续了前一传统，近代科学则发扬了后一传统。这使我意识到，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本就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模式。所以，“科学”一词首要地指称一种可检验的并尽可能精确化的研究模式，其次才指称这种研究模式已经被成功运用的研究领域，比如各门自然科学。那么，这种研究模式是否也适用于孙老师所说的“思想的前提”呢？我想，并没有证据表明不适用。它在自然研究领域的成功，是会加强我对它推广到其他领域中的信心，还是会打消这个念头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但如何能够以一种科学的方式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本科时学习分析哲学，对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很有兴趣，他们创立数理逻辑，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哲学问题。而通过《哲学通论》的引文，我又开始接触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马赫（这一流派的先驱）、石里克、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等人通过心理分析和语言分析、逻辑分析，揭露传统哲学的弊病，试图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开篇说的一段话。他先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文献，然后说，“许多读者对于这样的语言产品没有耐心，想把那本书丢进炉火里去。但学哲学的人通常并不为晦涩的表述所激恼。反之，他大概会相信，如果他看不懂，那一定是他的过错。因此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这样会在最后达到一个阶段，那时他以为他已读懂了。”（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段生动描写让我立即回想起自己在刚上本科之时的感觉。那时我们几个同学会围在一起读康德和黑格尔，第一遍阅读肯定是不太懂的，但我们绝不怀疑是黑格尔写得不清不楚，甚至是他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我们相信当然是我们能力有限，于是就再读几遍。
对此，我现在也不能肯定究竟是作者的过失还是读者的不足，但我能确定的是，并没有一种清晰确切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否理解了黑格尔。而在卡尔纳普的著作中，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学习勾股定理和牛顿运动定律时的感受。我曾开设哲学工作坊，与感兴趣的同学们分享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的想法。前几天，一个当年参加过这个工作坊、现已离开吉大继续深造的学生发朋友圈说：“还记得三年前，和超哥以及一众友友一起研读分析哲学的文本，沉浸在科学与逻辑的光辉中痛批黑格尔主义者。如今仍然记得超哥的那句锐评：‘如果有一句不合逻辑和句法的话，比如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的东西，大概也只有哲学生才会反复地读，一定要揣摩出什么意思来。但其实，那完全是可以扔到垃圾桶里的东西。’那时候我被深深打动了，我深信，一切哲学问题的来源都是那帮哲学家不好好说话的结果。三年后，我成功背弃了革命路线，在黑格尔晦涩的文本里苦苦挣扎……”
当然，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的观点。我也并不认为所谓“黑话”（对黑格尔晦涩表达的戏称）是胡言乱语。我相信在哲学家的心中，有很多真切而深邃的东西，是无法用人类通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创造新词，或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甚至违反通常的语法来说话。对于这种形态的哲学，我素来有着极高的敬意，但却没有浓厚的兴趣。
孙老师常说，哲学是“一种游戏，多种玩法”，当然既可以像文学那样“玩”，也可以像科学那样“玩”，而孙老师则致力于探索既非科学化也非文学化的另一种“玩法”。由于我在儿时形成的关于知识的观念——最好的知识就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知识，所以我始终相信哲学既应该也能够像科学那样“玩”。
历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文理兼修的，像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都在数学或自然科学中有重要贡献。但20世纪以来，哲学逐渐变成了“文科”，师资和生源大多都是“文科生”，当然，我自己也是。这几年参加“拔尖班”招生面试和转专业面试，发现同学们的兴趣基本都集中于偏“人文”方向的哲学，吸引大家来到哲学系的主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至少在我参加的这几次面试里，没有同学是因为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而对哲学感兴趣的，就连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受到特别的青睐。
针对这一情况，我在讲授“哲学通论”的同时，还面向本科生讲授“科学思想史”，面向硕士研究生讲授“科学主义思潮”，给博士研究生讲授卡尔纳普哲学著作，还曾为“唐敖庆班”讲授“科学哲学概览”，参与“古典名著与当代中国”（以《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为主题）、“社会文明与科学使命”（以“李约瑟难题”为主题）和“医学人文通论”等通识课程的讲授与建设。此外，我还组织参与“吉林大学与东北师大附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为附中学子讲授“哲学与科学”“悖论趣谈”等通识课。未来，我希望能够与更多师友合作，构建“一纵”（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两横”（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拔尖教育）相统一的教学体系，提升哲学专业的科学素养，也让其他专业更了解哲学。我个人的能力、知识和精力都非常有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教育，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推动哲学科学化的事业中来。
康德曾说，“当任何一门别的科学都在不断地进步时，哲学这门自命为智慧本身、任何人都要讨教的科学却是不断地在原地兜圈子，一步也不前进……”（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两个多世纪过去了，哲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进展，但若要取得如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清晰且客观的评判标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康德是十分乐观的，他相信能够通过仿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革命来实现一场哲学革命，以使哲学摆脱“来回摸索”的状态而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这项工作无疑是艰苦、漫长而孤独的，更可能一事无成。但我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无非是因为它很有趣。如果一定要谈一些高尚的东西，那只能说，求知不是为了让知识改变我们的命运，而是为了让我们改变知识的命运。对于哲学来说，无非就是让这门古老的学问也能够成为一门科学。
我和妻子第一次约会是以“哲学是不是科学”为话题开始的，她认为她所学习的语言学都比哲学更加科学。以康德的标准来看，我是无法反驳的。约会之后，我只能发给她希尔伯特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对于哲学成为科学（以及我们走到一起）的信念——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