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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牟成文：马克思与政治现代化

来源：日期：2024-10-26点击：

摘　要：马克思在三次转换分析视角中，以专题化研究“政治解放”为契机，科学确立并系统阐述其政治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主要聚焦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所进行的直接对接，并在此基础上科学阐明“政治解放”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毫无疑问，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是富有历史先进性和时代科学性的思想，是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和时代新高度从而实现了本质新高度的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政治解放

所谓“政治现代化”，就是指现代政治结构发生深刻性变革的过程及其结果的集中表达。而“现代政治结构”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主体、政治素质等方面。马克思并未提及过“政治现代化”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没有政治现代化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专题化聚焦过“政治解放”，后来更是将此作为对接“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予以高度关注。马克思先后三次转换分析视角，由此来不断推进专题化聚焦“政治解放”走向深入。事实上，马克思专题化聚焦“政治解放”的过程就是其科学确立并系统阐述其政治现代化思想的过程。这就决定，要想完整而清晰把握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势必要循着马克思聚焦“政治解放”的理路来进行。毫无疑问，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深刻而系统把握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必然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对此予以简要探讨。

一、民主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民主性视角”，就是指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为蓝本来展现一种政治发展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视角。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较早运用民主性视角透视“政治解放”。在他看来，“政治解放”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运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代替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所展现的一种发展趋向。这就意味着，民主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在同鲍威尔就犹太人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才是“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什么是“政治国家”呢？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是指从“基督教国家”转变为“民主制国家”的国家，简言之，就是指“民主国家”。

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呢？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国家”就是指一种“不完善的国家”。“不完善的国家”之所以“不完善”，是因为“基督教”在政治制度上依然成为国家“不完善性的补充”。就此而言，“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必然被“当作自己的基础、国教”，并因此“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为此，马克思指出：“基督教国家”只能是“伪善的国家”，因为“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基督教国家”既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要“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如此一来，“基督教国家”必然会把国家“降低为外观”，又把“外观”提升为“国家”，必然会把宗教“降低为外观”，又把“外观”提升为“宗教”。在“基督教国家”中，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国王”，而“国王”则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是被宗教神化了的且同天国和上帝直接关联着的“存在物”。因此，实际支配“基督教国家”的“是异化，但不是人”。就此而言，在“不完善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只能是“信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完善的国家”必然“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并由此充分展现“专制性”“盲从性”“宗教性”和“愚昧性”等“封建主义”特性的国家。

什么是“民主国家”呢？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国家”就是指一种“完成了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之所以“完成了”，是因为“完成了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国家”是“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的国家。不仅如此，“真正的国家”还能在政治制度上同宗教实行剥离，并且能用世俗方式为国家提供“宗教的人的基础”。为此，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国家”里，“基督教实际表现出自己包罗一切宗教的作用，因为它以基督教形式把纷繁至极的世界观汇总排列，何况它根本不向别人提出基督教的要求，只提出一般宗教而不管是什么宗教的要求”。就此而言，“完善的国家”就是在政治上从宗教中实现了“政治解放”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还聚焦了欧美部分国家来进一步阐明“基督教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

首先，聚焦“德国”。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德国”是一个“不存在政治国家”的国家，是一个“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德国”是一个“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所定格的“旧社会”的典型代表。“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相对于“政治国家”或者“作为国家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言，必然是落后的、保守的、陈腐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在此世界中，“我们也发现动物崇拜，即原始形式的动物宗教，因为人总是把构成其真正本质的东西当作最高的本质”，“动物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唯一的平等，是特定种的动物和同种的其他动物之间的平等”，“动物的类本身只在不同种动物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种的动物在相互的斗争中显露出各自特殊的不同特性”，“当特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而“法的动物形式”“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直言之，“是无视法律的形态”。此种形式在“民主国家”中显然已丧失其“现实性”并早已“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

其次，聚焦“北美合众国”。在马克思看来，“北美合众国”是一个“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是一个“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北美合众国”是一个早已超越“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并由此确立起“民主制度”的典型代表。为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北美的各自由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具备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那么，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而是“对政治国家的批判”，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就此而言，“北美合众国”是一个盛行着“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最后，聚焦“法国”。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要聚焦“法国”，是因为“法国”是一个“立宪国家”，是一个“政治解放不彻底”的国家。也就是说，相比于前两者，“法国”既不属于彻底的“基督教国家”，又不属于彻底的“民主国家”；既不属于“不完善的国家”，又不属于“完善的国家”；既不属于彻底的“封建主义国家”，又不属于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 “ 法国 ” 只能属于正处于从 “ 基督教国家 ” 向 “ 民主国家 ” 过渡的国家，因为在这里 “ 还保存着国教的外观 ”，尽管这种外观表面看来 “ 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的形式，并且以多数人的宗教的形式保存着 ” 。

正是通过澄明此种区别，“政治解放”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澄明。其一，对于个人而言，人通过实现“政治解放”变成了“利己的人”。虽然“利己的人”并未完全从宗教中实现解放，但他获得了宗教自由；虽然“利己的人”并未完全从财产中实现解放，但他取得了财产自由；虽然“利己的人”并未完全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实现解放，但他赢取了行业自由。为此，马克思指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其二，对于社会而言，“市民社会”通过实现“政治解放”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功能性生动”。此种“功能性生动”主要展现在由作为“市民”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欲望被激活、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极大扩展、各种现实社会关系从自然状态的束缚中超拔出来等方面。“市民社会”在从中世纪到近代这一巨大历史变迁中展现着如下现象学特征：一是公民权利由被忽略到被重视，二是利己主义由空场到在场，三是利益关系由从属于特殊到从属于普遍。这些现象学特征无疑刻画着一种深刻的对比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必然在“过程”中形成辩证结构，此辩证结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治解放”的意义或者价值的澄明。为此，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实现“政治解放”就是“摆脱政治桎梏”并“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因此，“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其三，对于国家而言，“政治解放”的确“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确立“民主制度”并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本身就展现着国家实现“政治解放”的意义或者价值。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解放的分析与阐释主要围绕着民主性视角这一前提来展开。在此前提下，“民主国家”向“基督教国家”所展现的必然是后者的未来，也就是说，“北美合众国”向“基督教德国”或者“立宪制法国”所展现的必然是后者的未来，于是，“基督教国家”在政治发展趋向上必然从属于“民主国家”，或者，“基督教德国”或者“立宪制法国”在政治发展趋向上从属于“北美合众国”，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这就决定，政治制度的深刻性变革必然构成早期马克思视域中“政治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同样决定，以阐释“政治解放”为契机所彰显的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在此一时期必然要专题化聚焦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二、阶级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阶级性视角”，就是指以“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主体为立足点来展现一种政治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视角。唯物史观确立之后的马克思运用阶级性视角透视“政治解放”。在他看来，“政治解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争得民主”。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进行的辩证否定与根本超越。这就意味着，阶级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以及由此确立的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提供方便。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仅征服自然、采用机器、发明轮船、修筑铁路、使用电报、应用化学，而且大片开垦陆地、广泛打通河川、法术般地增加人口；资本主义不仅迅速改进一切生产工具，而且使各种交通工具的运用变得极为便利，由此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自己所认为的文明浪潮之中；资本主义不仅使乡村从属于城市，而且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积聚起来，于是，人口、生产资料、财产的分散状态日益被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利益、统一的关税联盟所取代。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消解了世界市场上的所有壁垒，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不仅铲除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而且每天都在消解工业的民族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且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所加工的原料不仅来自本国而且来自各国、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资本主义不断创造出各种新需要并以此来代替各种旧需要；资本主义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与自给自足状态；资本主义让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继续存在变得日益不可能，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很快变成世界性文学。在此语境下，资本主义在出现之后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要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以及由此确立的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简化生产关系提供契机。资本主义在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彻底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斩断将人束缚于“天然的尊长”的封建羁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或者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资本主义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淹没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的神圣发作；资本主义用交换价值代替个人尊严，用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无数特许的或者自力争得的自由，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由宗教幻想与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剥削；资本主义抹去了笼罩在向来受人尊崇景仰的职业之上的神圣光环，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在根本颠覆用温情脉脉面纱所覆盖的家庭关系的同时又把此种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以及由此确立的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激化各种结构性矛盾，尤其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提供导火索。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利己主义世界，这一世界还未完全定型下来就已过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要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乃至对立，这些结构性矛盾乃至对立包括：窄狭的生产关系无法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方便，反而只能产生障碍，从而导致同生产力发展之间处于结构性对立状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矛盾。资本主义的总矛盾又衍生出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此一基本矛盾，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关系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后两种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无法消解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过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曾是资产阶级的同道并一同参加过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当资产阶级革命实现预期后，无产阶级不仅未能分到任何胜利果实，反而一如既往地作为雇佣劳动大军成为资产阶级的盘剥对象。此一残酷现实反复提醒人们：无产阶级只有独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并通过这一革命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争得民主”。简言之，无产阶级需要实现“政治解放”。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可以说，这既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具有的限度所作的最好表达，又是对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的必要性所作的最好诠释。

马克思还专题化聚焦了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等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系统分析当时法国社会各阶级社会地位后对此予以深刻阐明。贵族地主阶级主要由大土地所有者组成。尽管贵族地主阶级在当时已经没落，但其所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尊荣依然使其处于法国社会之最优渥层次。贵族地主阶级处于法国社会的最上层。大资产阶级主要由金融贵族、交易所巨贾、铁路富商、煤铁矿老板、森林大王等组成。大资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大资产阶级处于法国社会的上层。工业资产阶级主要由从事工业生产的资本家阶级组成。在经济实力方面，工业资产阶级相比于大资产阶级稍逊一筹。工业资产阶级虽然因“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而成为官方反对派，但在法国社会仍处于中上层。小资产阶级主要属于民主主义共和派，因受贵族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盘剥而在法国社会处于中层或者中下层。农民阶级因受贵族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盘剥而在法国社会处于中下层。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其经济状况最困顿、政治地位最弱势、社会地位最低下。这就决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富有革命性的阶级。

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还具有如下特性。其一，无产阶级是最富有先进性的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就此而言，最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此而言，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是最符合历史先进性要求的主体性阶级或者领导性力量。其二，无产阶级是最富有凝聚力与团结性的阶级。作为 “ 感性的人 ” 的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历史绝非纯粹思辨的历史，绝非感性直观的历史，而是 “ 行动着的群众 ” 的历史，而是 “ 经验的活动 ” 的历史。既然 “ 历史活动 ” 必然包括 “ 群众的活动 ”，那么，随着 “ 历史活动 ” 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 “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 , 以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越来越大的革命影响。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已经在 “ 无产阶级革命 ” 中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团结性。对此，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斗争初期的真正成果 “ 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 ” , 以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凝聚力与团结性。其三，无产阶级是最富有主动性与积极性的阶级。无产阶级是能根本变革现存世界的物质力量，绝非黑格尔所指认的那样是一种破坏力量。如果非要把无产阶级的 “ 根本变革 ” 领会为 “ 破坏 ”，那必然是对旧世界的 “ 破坏 ” 。对旧世界的 “ 破坏 ”，对于建构新世界而言，必然是一种富有远大发展前途的 “ 创生 ”。因此， “ 破坏 ” 旧世界同建构新世界一样都是非常必要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最为集中展现在：无产阶级在自身先锋队组织引领下能主动把握 “ 整个运动 ” 的发展趋势；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最为集中地展现在：无产阶级能始终在 “ 无产阶级革命 ” 中 “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 且 “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 。

关于无产阶级如何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等问题。无产阶级自从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在欧洲乃至世界开展了无数次“无产阶级革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和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虽然这些“革命”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对此进行系统总结。针对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总结了四大败因：一是“没有领袖”，二是“没有统一计划”，三是“没有经费”，四是“多半没有武器”。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还指出：巴黎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其“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它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此而言，完全可以用巴黎公社来代替被打碎了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旧国家。

无产阶级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就需要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其一，无产阶级必须要有真正属于自身的“领袖”或者“领袖组织”。所谓“领袖”，就是指能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沿并明确指向、把握方向、引领航向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这就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必须具备如下资质：一是能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沿，二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明确指向、把握方向、引领航向，三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其二，无产阶级必须要在自己的“领袖”或者“领袖组织”的带领下制定好“统一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统一行动。所谓“统一计划”，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纲领或者长远目标与最低纲领或者短期目标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革命方案。所谓“最高纲领或者长远目标”，就是指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崇高理想所进行的基本抽象。所谓“最低纲领或者短期目标”，就是指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行动或者具体步骤所进行的基本抽象。无产阶级的“最高纲领或者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最低纲领或者短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为此，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从而“争得民主”。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还要借着自身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或者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中。其三，无产阶级必须善于积累革命的力量并构成对“反革命势力”的碾压性优势。所谓“革命的力量”，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力求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除上述之外，还包括物质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力量等。其四，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工人阶级专政”。所谓“工人阶级专政”，就是指无产阶级用来打败武装的“反革命势力”所必须具备的所有手段。为此，马克思提出“革命万岁”口号并反复强调只有实行“工人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政治解放”的重要性价值和意义。

在此，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分析与阐释主要围绕着阶级性视角这一前提来展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以此为前提，“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进言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决定，阶级主体的根本性转换必然构成马克思视域中的“政治解放”的一个核心要义和基本内容。这同样决定，以阐释“政治解放”为契机所彰显的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必然要专题化聚焦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三、整体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整体性视角”，就是指以“人类解放”为引领来展现“类存在物”的一种演变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视角。为自行消解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具有的限度，马克思运用整体性视角透视“政治解放”并强调要进一步诉诸“人类解放”。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才能直接对接“人类解放”，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有直接对接了“人类解放”，才能在自行消解其限度中通达“共产主义”。毫无疑问，“人类解放”是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进行的辩证否定与根本超越。这就意味着，整体性视角下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所进行的直接对接。

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限度。其一，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从利己主义窠臼中超拔出来并因此成为“集体主义的个人”或者“社会主义的个人”。因受制于各种条件，“集体主义的个人”或者“社会主义的个人”尚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摆脱阶级的束缚、民族的束缚、区域的束缚等，这样一来，阶级的个人、民族的个人、区域的个人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去。在此语境下，“个人力量”只能从属于“政治力量”而非“社会力量”的现实同样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去。其二，从社会层面来看。虽然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彻底去避了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阶级社会”“民族社会”“熟人社会”“群体社会”“层次社会”等还会存在。只要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还存在着， “ 社会 ” 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局部利益切割并由此形成由 “ 条块分割 ” 来定格的无机关联体的可能。局部利益和无机关联体均会构成能让 “ 政治力量 ” 顺利转化为 “ 社会力量 ” 的羁绊。其三，从国家层面来看。无产阶级的 “ 政治解放 ” 根本消解了国家在政治上的传统特质，根本解构了国家政治制度所依赖的传统建制（此种建制主要展现为国家陷入一种对所谓 “ 私有财产 ” 以及与此相关的 “ 平等 ”“ 自由 ”“ 安全 ” 等利己主义要素的执着追求中），由此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 “ 资产阶级 ” 的 “ 阶级统治 ”，更不是 “ 地主阶级 ” 或者 “ 奴隶主阶级 ” 的 “ 阶级统治 ”，而是 “ 无产阶级 ” 的 “ 阶级统治 ”。但是，只要存在着 “ 阶级统治 ”，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分野出 “ 统治阶级 ” 和 “ 被统治阶级 ”。这样一来，阶级社会所必然要产生的那种裂解事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去。总之，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既展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又展现为由此矛盾所衍生出的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无产阶级“ 政治解放 ” 的限度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对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限度的消解，只有诉诸“人类解放”并由此实现同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之间的直接对接才能奏效。

那么，如何才能诉诸“人类解放”并实现同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之间的直接对接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总思路，就是要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不断推展“共产主义革命”。在此，有必要就“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作些说明。其一，“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两个概念，因为二者都需要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主体能主导性地参与其中。其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相互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指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力量所独立领导并开展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指整个人类在奔赴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开展的革命。其三，“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相互依赖。“无产阶级革命”从属于“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更注重“无产阶级”的主体功能，“共产主义革命”更注重全人类的主体功能；“无产阶级革命”当之无愧地构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存在前提，“共产主义革命”理所当然地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结果。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共产主义革命”最为集中地展现为“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简而言之，作为一种微观叙事的“共产主义革命”最为集中地展现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要直接对接“人类解放”，那么，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必然要以“人类解放”的基本要求作为尺度来衡量自身，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的基本要求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现实的个人”同时是“抽象的公民”，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人”所需具备的社会身份。之所以强调要具备这一社会身份，是因为该社会身份是“现实的个人”开展“人类解放”实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实现了“政治解放”的无产阶级作为“现实的个人”必然具备“抽象的公民”这一社会身份。对无产阶级而言，如果连“抽象的公民”这一社会身份都不具备，那就谈不上实现了“政治解放”；如果连“政治解放”的实现都谈不上，那就更谈不上能直接对接“人类解放”了。可以说，无产阶级作为“现实的个人”获得“抽象的公民”这一社会身份，既是无产阶级实现“政治解放”的一个必然要求，又是无产阶级实现了“政治解放”的一个明证，还是无产阶级实现了“政治解放”的一大成果。其二，“现实的个人”要作为“个人”在实践活动中成为“类存在物”，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人”所需具备的实践特质。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的实现只是把自身变成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个人”只能成为“单向度的存在物”，根本无法成为“类存在物”；不仅不能，而且还与“类存在物”相去甚远。无产阶级通过实现“政治解放”根本消解了资产阶级的“个人”所具有的那种“利己主义”性质，虽然依然作为“个人”在“阶级”“民族”或者“区域”等的限制中存在，但已是比较接近“类存在物”的了，因为社会主义会把作为“个人”的无产阶级逐渐形塑成“集体主义的个人”或者“社会主义的个人”，而“集体主义的个人”或者“社会主义的个人”至少能算作一种初级的“类存在物”了。其三，“现实的个人”要作为“个人”在思想认识中清晰把握到自身的“原有力量”及其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逻辑关联，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人”所需具备的思想特质。无产阶级要成为“类存在物”，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社会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思想认识的问题。无产阶级要想从思想认识上清晰把握自身的“原有力量”，就需要在全面而合理地把握自身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力量作出合理的估计与正确的判断；无产阶级要想从思想认识上清晰把握将自身的“原有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非“政治力量”对于实现“人类解放”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需要合理把握“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边界。所谓“社会力量”，就是指在消解了阶级性壁垒、民族性壁垒、区域性壁垒等限制的基础上所组织起来的“个人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指在消灭了国家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力量”。所谓“政治力量”，就是指在阶级性壁垒、民族性壁垒、区域性壁垒等限制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所组织起来的“个人力量”。“社会力量”，相比于“政治力量”，明显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长期性。而“政治力量”，相比于“社会力量”，则明显具有片面性、局部性、零碎性、阶段性。就此而言，最有资格证成实现“人类解放”所具有的威力的必然是“社会力量”而非“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合理把握“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边界，才能在合理确定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与路向的基础上直接对接“人类解放”。

在“人类解放”中，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构成“人类解放”的起点，而“人类解放”则构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发展结果和必然趋势。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解放”只是按照纯粹抽象的图谱所设定出来的一种彼岸世界、只是按照想象的思维关联物所描画出来的一种空中楼阁，恰恰相反，“人类解放”就像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那样，是早已化约到行为主体实践之中的一种“消灭一切现存东西的现实活动”。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要以“人类解放”的要求作为尺度来规约自身，那就必然意味着作为“解放主体”的“个人”在“人类解放”中是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要素。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此种“个人”必然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可以用经验观察到的“个人”，必然是能超越阶级、民族、区域等的限制并因此展现出能动性、革命性、主体性、创造性的“个人”，绝非那种纯粹抽象的“个人”，绝非那种感性直观的“个人”。

其实，在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直接对接“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无论是社会层面存在的限度，还是国家层面存在的限度，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层面存在的限度，就此而言，直接对接“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必然对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与完善提出更高要求。为此，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就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贯彻落实这一基本要求。

其一，要形成将地域性同世界性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我们知道，“个人”的原初状态就是一种“地域性”存在。所谓“地域性”，就是对人之存在中的片面性或者区域性所进行的集中表达。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个人生存空间总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知道，个人生存空间的大小决定着个人实践范围的宽窄以及个人拥有社会关系的多寡。“个人”无论是作为一种“阶级性的个人”，还是作为一种“民族性的个人”，还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个人”，说到底，都只能是一种“片面性的个人”。但是，“现实的个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理性就决不会满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这种自在性存在状况，就会时刻伺机对自身的这种存在状况进行超越。如此一来，个人的“世界性”存在，必然构成此种超越的最佳趋向。所谓“世界性”，就是对人之存在的全面性或者完整性所进行的集中表达，就是对片面性或者区域性所进行的根本性超越。就此而言，相对于个人的“地域性”存在而言，个人的“世界性”存在必然是一种自为性存在，也就是说，必然是一种需要经历“有意而为之”方能获得的一种超拔性存在。“个人”要想变成一种“世界性”存在，势必要经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双重历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支撑起“有意而为之”这一语词所能表达的全部意涵。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或者说，只有个人的存在真正变成了“世界性”存在，“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才能“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就此而言，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就需要在地域性与世界性之间形成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

其二，要形成将历史性同现实性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可以说，“个人”的原初状态同时还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所谓“历史性”，就是指“历史的个人”在其存在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历史性”必然是以“历史”即存在历程为前提的，这就决定，“历史性”必然与“历史”相关。我们注意到，尼采曾把“历史学”分为纪念碑式的、尚古的和批判的等类型。其实，“历史”也无非是这三种类型的演绎。作为“现实的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创造“历史”，只不过此种“历史”还只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尚无法构成“尚古的”历史或者“批判的”历史。有了“历史”，就必然会有“历史性”。就此而言，“历史性”对于“历史中的个人”而言必然是一种自在性存在。“历史中的个人”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必然不会满足于上述存在状况，因此，必然要把自身的存在变成一种“能动性存在”。既然如此，那就需要把自身的“历史性存在”完全带到“现实”中来并由此赋予自身以主体性从而将“历史性”同“现实性”实现有机结合。只有这样，“历史中的个人”才能在成为“能动性的个人”的基础上成为“现实性的个人”。所谓“现实性”，就是指“历史的个人”在其自身的当下存在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对于“历史中的个人”而言，“现实性”存在必然是一种超拔性存在，必然是对“历史性”存在所实现的根本性超越，而绝非如流俗观点所指认的那样只是一种自然性存在。这就意味着，“现实性”存在同样是一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历练”中才能获致的一种存在即自为性存在。就此而言，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就需要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形成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

其三，要形成将特殊性同普遍性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个人”的原初状态同时还是一种“特殊性”存在。所谓“特殊性”，就是指“个人”与生俱来所具有的具体特质。我们知道，具体的“个人”之所以构成一种“具体”，是因为具体的“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性”存在。就此而言，“特殊性”就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区别于其他具体“个人”的基本标识。“特殊性”就是每个具体的“个人”与一切具体的“个人”自带的“特征”，因此，必然是一种自在性存在。属于“特殊性”存在的“个人”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必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特殊性”存在状况，因此，必然要把自身的存在变成一种“创造性存在”。属于“特殊性”存在的“个人”如果想把自身的存在变成一种“创造性存在”，那就必须诉诸“普遍”并将自身的“特殊性”存在彻底融入自身的“普遍性”存在之中。只有这样，属于“特殊性”存在的“个人”才能成为一种“创造性”存在。所谓“普遍性”，就是指“个人”在后天历练中所展现出来的一般属性。既然如此，对于属于“特殊性”存在的“个人”而言，“普遍性”存在必然是一种超越“特殊性”存在的存在，直言之，必然是一种自为性存在。就此而言，作为正在实现此种“直接对接”的“个人”就需要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形成实现有机统一的自觉。

在此，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分析与阐释主要围绕着整体性视角这一前提来展开。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就决定，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直接对接“人类解放”，以及由此对人类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必然构成马克思视域中“政治解放”的一个关键议题和主要内容。这同样决定，以阐释“政治解放”为契机所彰显的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必然要专题化聚焦无产阶级“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的直接对接，以及由此对人类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

结语

由此可见，通过三次转换分析视角，以专题化聚焦“政治解放”为契机，马克思确立并不断完善了自身的政治现代化思想。毋庸置疑，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是富有历史先进性和时代科学性的思想，因此，必然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和时代新高度，从而实现了本质新高度。正是以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为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座大山”的基础上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总的政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在内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架构。这一整套政治制度架构的确立与完善，与其他国家制度一道，极大助力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今天，在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际，深刻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政治现代化思想必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这就意味着，走进马克思，对我们而言，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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