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将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为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研究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在阐释粮食安全时立足于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粮食安全思想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粮食安全思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食为政首”“用之有节”等理念，守正创新，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粮食安全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粮食安全的深刻阐释，为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生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粮食生产不仅是个体生存的前提，更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转的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粮食生产根本性地位的同时，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有着深刻洞察。19 世纪中期，缺粮的阴霾如乌云般笼罩在欧洲各国上空。马克思在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中生动描绘了因粮食供需波动导致粮价暴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现实景象，“比利时和法国小麦和黑麦价格不断上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面包价格腾贵，已引起严重不安”。19 世纪末，欧洲高度依赖国际贸易进口粮食。恩格斯认为，过度依赖粮食进口会给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患。在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他对当时欧洲粮食依靠进口所造成的政治被动状况进行了症候揭示。由于西欧国家主要通过陆路从俄国进口粮食，奥德与俄法战争暴露了陆路运输通道的脆弱性。当陆路运输通道因战争风险而面临中断时，海上运输线路的重要性则愈加突显。由此，拥有海上绝对优势的英国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变量。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开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迫在眉睫的粮食短缺危机，列宁思考着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首先，列宁明确了粮食安全的地位。摆脱饥荒威胁、保障粮食供给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面临的重大难题。列宁从战略高度审视粮食安全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 “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争夺粮食的斗争，实际上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赋予了粮食安全极端重要的地位。其次，列宁指出实行土地公有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列宁对资本主义体系下俄国粮食问题进行了归因批判。在 《告贫困农民》中，他尖锐地指出: “农民饿死，工人失业流浪，商人却把几百万普特粮食从俄国运到国外去……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是由于大量的土地和工厂、作坊、机器、房屋、轮船等等都是少数富人私有的”。基于此，列宁强调，社会主义俄国若要战胜粮食危机、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唯有打破旧有桎梏，实现土地公有制。最后，列宁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出路。面对农业生产落后的严峻现实，列宁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促进粮食增产。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利用资产阶级农业专家为社会主义农业服务，“他们有管理大农场的经验，他们能使农民和农业工人学到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要把先进技术用于农业生产，“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

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借鉴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粮食安全思想。习近平在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国十三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他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认为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除此之外，他还强调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粮食安全思想对粮食的本质、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在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的相关论述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粮食安全形势，系统提出并不断完善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论断和政策主张，为新时代统筹推进粮食生产、流通、储备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思路借鉴。

毛泽东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对粮食工作作出了诸多重要指示与精辟论述。第一，明确指出粮食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极端重要性。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第二，将粮食视为重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强调把粮食工作放在基础性地位。1956 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第三，长期提倡节约粮食。毛泽东历来重视节约粮食问题，在 《党内通信》中明确指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上下形成了节约粮食、增加生产的共识。

邓小平结合时代语境的变化，对粮食问题做了全新的探索和回答。第一，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粮食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时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鲜明地揭示了粮食安全的政治属性。第二，强调粮食增产必须统筹规划、科学布局。邓小平在 1983 年与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体现了其系统化的粮食增产思维。第三，重视科学技术在解决粮食问题中的关键作用。邓小平指出: “提高农作物单产……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这就为解决粮食问题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围绕保障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拓展了党关于粮食工作的战略视野。第一，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粮食问题的特殊性。江泽民指出: “在我国，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始终是一种战略性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到人民和国家的安危。”这一论断明确了粮食不仅是生活资料，更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属性。第二，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实现粮食基本自给。1989 年 9 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 “十一亿人的吃饭问题，只有依靠我们自己采取正确方针，进行持久努力，不能依靠任何别人代替我们解决。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第三，强调要建立健全粮食储备体系。江泽民指出: “有了这种储备体系，有了有力的吞吐功能，就可以平抑粮价，稳定市场，防止粮价暴涨暴跌。”

胡锦涛紧扣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性、预见性的战略思想与政策主张。第一，从国家经济与安全的全局出发，明确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地位。胡锦涛指出，“确保粮食安全不仅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第二，注重提高粮食生产的质量效益。胡锦涛强调，要 “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要 “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品种结构。第三，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全球发展的视野。胡锦涛指出粮食问题 “也事关全球发展和安全”，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共同发展理念，通过多边合作等方式，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从 “食不果腹”到 “百年仓廪”，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粮食工作在逆境中勇于斗争、在探索中适时调整、在发展中持续精进，积累与形成了关于粮食问题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前人经验和已有做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粮食安全思想。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汲取

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粮食安全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方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资源。粮食关乎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自古以来，粮食就被看作 “政之本务”。正是这一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不胜枚举。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注重汲取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服务于新时代粮食安全工作。习近平用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汉书·食货志》) 阐述解决好吃饭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用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 《史记·孝文本纪》) 阐释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告诫全党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用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 《潜夫论·叙录》) 阐明民众是国家根基，而粮食则是维系这个根基的命脉，强调粮食事关国计民生。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引述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桑，关键时候断粮降服鲁国; 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贡给吴国，趁其粮食绝收一举灭吴”的历史典故来深刻论证古谚语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另一方面，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保障粮食安全的实践智慧。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有关因地制宜、耕地保护、储粮备荒、节用裕民等实践智慧，为新时代推进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例如，“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见于清代诗人阮元的 《吴兴杂诗》，习近平援引这一名句来说明我国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引用农业谚语 “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以此强调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农田水利，才能从根本上打破 “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用 “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以及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等谚语来说明优质种子是粮食高产的 “先天根基”，要加快优质种子研发、推进种业振兴; 用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 《管子·八观》) 来说明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用战国时期李悝所言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 《汉书·食货志》) 来阐明保障农民利益、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性; 用《诗经》中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句子，提出必须管好和用好保百姓饭碗的储备粮，坚决遏制 “粮耗子”折腾糟蹋粮食的行为; 用唐代诗人李绅的著名诗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悯农》) 、明代张居正 《论时政疏》中的 “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来说明要高度重视我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的节约。

（四）对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科学把握

科学把握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形势，是摆正粮食工作方向、明晰农业生产进路的前提和依据。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客观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当下态势，准确研判我国粮食发展长远走势，指出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 “内忧” “外患” 仍存的现实境况。

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截至 202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突破 1. 4 万亿斤，保持高位增产态势，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500 公斤。口粮自给率 100%以上，谷物自给率95%以上，实现了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大豆扩种成效显著，产量连创新高，站上 2000 万吨台阶。2024 年粮食收购量将达到 8400 亿斤左右，连续 2 年稳定在 8000 亿斤以上。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高于 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涵盖中央储备、地方储备、社会储备的多层次、全方位粮食储备体系，“大国粮仓”保障能力进一步夯实。根据 2022 年 《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国粮食安全指数综合得分为 74. 2，在全球 113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25 位，在亚太地区 23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4 位，其指数在过去十一年来进步幅度位列全球第二。

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 “内忧”与 “外患”。从自身看，尽管我国已进入粮食安全形势最好、保障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 “内忧”隐患，粮食安全基础还需加强。一是我国粮食供求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短缺。表现为口粮有余而饲料粮存在产需缺口，稻谷、小麦等口粮产量总体稳定、平衡有余，而大豆进口规模较大、对外依存度较高; 普通粮食过剩与优质化、差异化粮食短缺并存，尤其是优质强筋小麦、高蛋白大豆以及富含微量元素的功能型稻米等健康粮食品种供给仍显不足; 粮食主产区与消费市场空间错配， “北粮南运”已成为我国粮食流通的基本格局，主粮的生产逐步向北方集中虽然有利于放大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但粮食生产和调运的风险增大，区域水土资源不平衡加剧。二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脆弱。农业水土资源长期处于紧缺状态，耕地质量和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下滑，化肥农药施用长期居高不下，农业面源污染加重日益凸显，粮食增产挖掘难度增大; 极端天气频发，粮食稳产保供不确定加剧; 种粮成本持续走高，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蚕食农民的种粮利润与种粮积极性; 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动力衰弱。三是粮食生产主体状况堪忧。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参与者与感受者，然而，受制于种粮比较收益偏低，甚至出现亏本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收入重心从种粮上转移出去，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效果十分有限，主要因为国内粮价相较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已处于高位，缺乏进一步提价空间。同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素质偏低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已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隐患。从外部看，受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局部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粮食的战略属性明显增强，部分国家出于自身政治目的，刻意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严重冲击全球粮食供求格局; 个别西方国家不仅无视中国依法依规开展粮食储备的正当权利，还刻意抹黑炒作所谓 “中国屯粮论”，并持续攻击我国的粮食援外政策。这些做法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潜在 “外患”。

总体稳定向好但仍需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是习近平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背景下，对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所作出的精准研判，这是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产生的现实逻辑。

二、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立足新的时代方位和发展要求，习近平围绕 “什么是粮食安全、为什么要保障粮食安全、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等问题展开了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

（一）深刻阐释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 “粮食安全实际上是 ‘食物安全’”

习近平指出: “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我国过去由于粮食短缺，造就了聚焦小麦、水稻、玉米等谷物产量的粮食安全观。随着我国谷物基本自给，同时面对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营养化、多元化的趋势，只盯住少数几种谷物的粮食安全观已经无法适配现代农食系统安全保障的需要。因此，推动粮食安全观向更具包容性的食物安全观转变成为时代必然，而大食物观的提出，既延续了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又突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丰富了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其一，在食物来源上强调 “大资源”，面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习近平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树立大食物观。”我国疆域辽阔，除耕地外，还有28369. 57万公顷林地、26321. 57万公顷草地、2351. 98万公顷湿地及207. 40 万公顷养殖用海资源，这些多元生态空间蕴含着巨大的食物产出潜力。如: 森林能够提供木本粮油、干鲜果品、食用菌类及林下蔬菜等绿色食物; 草原上成群的牛羊等牲畜以及丰富的天然牧草，能够保障肉、奶等动物性食物的稳定供给; 江河湖海孕育着鱼类、甲壳类、贝类及藻类等水生生物，进一步拓宽了食物供给的品类维度。其二，在食物种类上强调 “大食品”，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习近平指出: “‘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各类食材经精细加工蜕变为多样食品端向餐桌。浸润着中华烟火气的舌尖珍馐和濡染着异国风情的世界佳肴，已悄然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饮食。在此趋势下，人们对谷物等主粮的消费量逐渐减少，而肉蛋、水果等非主粮食物的消费量却稳步攀升。其三，在食物摄取上强调 “大营养”，满足人民健康饮食需求。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食物营养的认知已从 “饱腹充饥”的基础需求，全面升级为对 “营养品质、健康适配”的更高追求。越来越多人清晰认识到，无论是必需营养素的缺乏，还是非必需成分的过量摄入，所引发的营养失衡问题，都会直接损害身体健康，“吃得平衡、吃得健康”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要实现健康饮食关键在于建立 “营养均衡”的食物摄取体系，让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各类营养素按科学比例在人体内发挥作用。因此，日常饮食要注重科学搭配，积极推动食物摄取范围 “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通过营养供给来源的广度延伸，实现对人体所需各类营养素的全面覆盖与均衡补充，进而更好地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其四，在食物供给上强调 “大体系”，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对我国而言，食物供给需兼顾 “量的保障”与 “质的提升”，既要稳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让承载基础能量的 “米袋子”充盈饱满，也要满足居民饮食多元化需求，确保 “肉盘子”品类丰富、“菜篮子”新鲜多样、“奶箱子”品质优良、 “糖罐子”供应充足，不断 “向着高产高效、营养健康、绿色低碳、共同富裕和有韧性转型”。因此，只有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协调、农林牧渔深度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全面覆盖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营养健康的选择，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坚实根基。其五，在食物保障上强调 “大安全”，统筹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大食物观绝非对粮食重要性的弱化，而是在坚持粮食在整个食物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的同时强调食物的多元化。生态安全关乎民族永续发展。大食物观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既主张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湖等各类农业资源挖掘食物供给潜力，又坚决摒弃 “竭泽而渔”的粗放开发模式，“全面合理布局食物生产体系，进而形成食品、资源和健康的三维协同，形成大食物观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种植结构与区域平衡发展布局，实现食物的多元化和可持续供给”。

（二）准确标定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 “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习近平将国家粮食安全标定为 “国之大者”正是基于上述深刻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不仅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领域，还包括不断拓展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指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之一，还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其他领域安全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安全。粮食价格作为 “百价之基”，它的波动必然引发其他产业共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风险的发生极易形成系统性经济安全风险。2021 年 5 月，习近平在赴南阳渠首考察时指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这就强调了粮食安全对整个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 “定海神针”支撑作用。粮食安全保障政治安全。粮食是一种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商品，其生产和供应情况与国家政权稳定直接相关。习近平指出，粮食问题 “必须从政治上看”，“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新冠疫情防控与俄乌问题导致的全球粮食生产隐患激增的大背景下，中国粮食产量丰裕、库存充实、储备充足，且粮食以及各类副食品均供给充裕、价格稳定，有效缓解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和社会焦虑情绪，为应对由危机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争取了主动权。

（三）精准锚定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 “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山东省农科院同有关方面代表座谈时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这一重要论断科学精准地锚定了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即 “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此后，习近平在多次考察调研、重要会议和关键政策讲话中反复重申这一目标，赋予其高度的政治权威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实现 “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的战略目标，核心在于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若粮食产量无法大幅提升，其他任何举措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现阶段，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的 “粮食生产能力基础并不稳固”，因此，提升粮食产能依然是未来及当前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确保 “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战略目标的根本所在。其二，工作重点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过去，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强调 “保全部、保所有”，即力求所有粮食品类都实现自给。然而，随着国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以及粮食需求持续增长，这一目标已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实现。对此，习近平在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的情况下指出: “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其三，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也包括重要副食品。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吃不饱”早已成为历史，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正从 “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健康不健康”，“中国饭碗”所承载的品类也随之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等禾本科粮食作物，而是拓展至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多样化食物品类。这就要求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以现代科技为核心驱动力，全方位开发耕地、森林、海洋资源，拓宽动物、植物、微生物来源，推动食物供给从单一生产模式向多元化供给转型，通过优化供给结构、精准匹配需求，实现各类食物的供求动态平衡，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食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