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马克思虽从未来过中国，且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中国的19世纪40-60年代（当时因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内忧外患），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恰恰相反，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清晰的、具体的和整全的逻辑关联。此种逻辑关联主要展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式现代化产生的制度性前提，却在自身发展中逐渐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结构性障碍。在此语境下，西方式现代化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等方式向人类展现了一幅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现代化确立基本指向。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在奔赴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所致的阶段性发展状况的一种表征。就此而言，未来现代化必然是同西方式现代化既存在根本区别又存在一定联系的现代化。未来现代化是生产力既能得到极大发展又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现代化，是使“一切人”与“每个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现代化，是使生产关系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化。其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指引下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秘诀。这些理论逻辑与实践秘诀本身的存在，既表征着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所进行的科学指导，又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所进行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
马克思从未来过中国，因此，只能通过一些西方报刊来了解中国。马克思所了解的主要是19世纪40-60年代的中国。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中国内忧外患。既然如此，又何来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呢？从直接性上看，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把目光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就会发现，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
一、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展开批判
马克思虽直接提及“现代化”概念的次数并不多，但所论及的又无不与现代化相关。这首先集中展现在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辩证性批判上。马克思从法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视角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了专题性批判。正是通过此种批判，马克思完整而系统地把握到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质。
青年马克思以法哲学为视角聚焦西方式现代化。在此语境下，马克思以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标杆来对黑格尔视域中的德国封建制度展开了批判。针对黑格尔非常认肯“长子继承权”的作用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的最高形式”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必须彻底消灭“长子继承权”，因为这是用“出生”来“使某些个人成为国家最高使命”的“化身”，在此前提下，国家只能在“自己的最高职能中获得动物的现实”。针对黑格尔极力称颂“王权”并将之视为“富有心灵的东西和生动活泼的原则”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所表达的“王权”只是“现实的意志”或者“个人的意志”的集中体现；只有“人民主权”，才能真正构成“人格的现实的观念”，就此而言，“人民主权”决非凭借“君王”产生，反倒是“君王”凭借“人民主权”而产生。针对黑格尔把“行政权”视为一种“特殊的、单独的权力”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想根本“铲除官僚政治”，就需要把“行政权”交给全体人民并由此来“防止官僚滥用权力”。针对黑格尔把“立法权”视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提出：“立法权”是组织普遍事物的权力，是高居于国家制度之上并规定国家制度的权力，就此而言，“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一一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针对黑格尔把“等级要素”设定为“君王意志”或者把“君王意志”设定为“等级要素”并由此极力为“君主制”进行合法性辩护与合理性论证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制，才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君主制，却只有形式而无内容。马克思还强调：“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是北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的，而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
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的，而“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相比之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却“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重新出现的那些利益”，就此而言，只能属于“旧国家的一个从未显露的岩层”。
正是从法哲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专题性批判，马克思把握到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由于青年马克思的批判还带有浓厚理性主义色彩，因此尚未完全从纯粹抽象中摆脱出来。
随着对现实关切的逐步深入，马克思开始从政治学视角来聚焦西方式现代化。在此语境下，马克思运用阶级观点、权力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自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社会总是分野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态势，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而斗争的结局要么使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性改造要么使斗争各方同归于尽。阶级斗争总是围绕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所谓“权力”，就是行为主体在他者行为中展现其自身意志并由此所形成的一种影响力或者操控力，权力主要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权力本来是公共的，但在阶级社会中却成为统治阶级的私人物品。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为统治阶级，就在于它能把控统治权力这种私人物品；而被统治阶级之所以只能成为被统治阶级，就在于它无法把控统治权力。在此语境下，统治阶级在社会中既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又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被统治阶级因无法成为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而必然无法成为精神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无产阶级并非仅仅是因个人原因或者自然原因而出现的贫民，而是因制度不公而导致社会急剧解体尤其中间等级解体而产生的群众；无产阶级的存在，既宣告着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时代错乱”，又宣告着西方式现代化出现了“时代错乱”。就此而言，无产阶级必须颠覆“资产阶级专政”并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并由此获得民主。正是从政治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专题性批判，马克思把握到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在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时，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聚焦西方式现代化。在此语境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来洞透西方式现代化演变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奥秘。在马克思看来，要深刻把握西方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奥秘，仅有法哲学视角或者政治学视角是不够的，因为要想完整把握法的关系或者政治关系，还需要深入到物质的生活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中，才能实现预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获得两大发现。一个是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生成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也必然是生成性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开始同相应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甚至激烈对抗时，社会变革的契机就会到来；当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革时，上层建筑也会发生相应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为此，马克思告诉我们：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其个人对自身的看法为依据；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同样不能以人的意识为依据，只能以“物质生活”以及由此所展现的“矛盾”为依据，只能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为依据。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出卖的，并非劳动，而是劳动力；维持或再生产该劳动力所必须的劳动量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而对劳动力的使用除了只受劳动力的能力或者体力的限制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限制的；在购买了工人这种劳动力以后，资本家决不会出于所谓“良心发现”只要求该劳动力仅仅生产出相当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必然会要求该劳动力生产出超出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只有这样，生产才会有利可图，资本才会真正成为“资本”。这一超出该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支撑起了资本家各种发财致富的欲望，因此必然构成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的经济基础。通过完整揭示西方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奥秘，马克思为世界无产阶级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前提，同时也为未来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与实践范导。
在此前提下，马克思深刻把握到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质。资本主义制度本是西方式现代化产生的制度性前提，而在自身发展中又逐渐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结构性障碍。正是在此语境下，西方式现代化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等方式向人类展现了一幅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像康德那样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先前允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未给社会带来“普遍的幸福”，反而致使各种结构性矛盾更加激化；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的“工业”导致“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日益成为社会惯像；“现金交易”“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在此情境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处于激烈对抗状态。这样一来，“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创造了消解此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二、马克思为未来现代化确立基本指向
在深刻批判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马克思为未来现代化确立基本指向。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辩证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崭新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在奔赴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所达致的阶段性发展状况的一种表征。这就决定，未来现代化是同西方式现代化既存在根本区别又存在必然联系的现代化。这样一来，未来现代化必然具有如下特质。
其一，未来现代化是生产力既能得到极大发展又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现代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是人类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能力。生产，既与人类同物质世界打交道密切相关，又与人类同精神世界打交道密切相关。在此种交道中，人类作为施动者构成了劳动的主体，而另一方则作为受动者则构成了人的对象化世界。这样一来，由人类提供劳动与对象化世界给予前者以各种劳动产品为主要过程、根本内容和最终结果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种活动结构就构成此种交道的本质学。劳动，既是人类体力的集中展现，又是人类智慧的具体运用。人类所展现的体力直接作用着人的对象化世界并在人的对象化世界中深深烙上人类的印痕并由此把人的对象化世界转变成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既作为人类的意义印证着人类的存在，又作为人类的存在证验着人类的意义。人类智慧的具体运用与人类体力的展现一同改变着人的对象化世界。在改变人的对象化世界的过程中，人类通过生产获得其自身能继续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中介和其他各种超越其自身的可能性。人类的劳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所给予人类的各种劳动产品之间在一种互为对象化的过程中互相证成着彼此的存在。人的对象化世界所给予人类的各种劳动产品直接作为人的对象化结果向人类既展现着一种“彼此勾连”又证验着一种“相互差异”。人类同人的对象化世界打交道是人类改变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基本途径、根本方式、主要内容。可以说，人类，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越能深刻改变人的对象化世界，就越能为自身存在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或者中介或者其他各种超越其自身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就越能生产自身。“再生产”是反复地把“生产”安放于能动的革命的实践过程之中的过程。或者说，“再生产”就是使“生产”反复处于能动的革命的动态之中，同样，“再生产自身”就是使“生产自身”反复处于能动的革命的动态之中。既然如此，那么，“再生产”同样是以打交道为主要方式、以人类提供劳动为基本要求、以人的对象化世界给予人类以各种劳动产品为根本指向、在人类与人的对象化世界之间互为对象且互相证成的能动的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的集中展现。说到底，生产力所集中展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集合。而此种“能力”必然是人类的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性的集中表达。就此而言，“能力”既能为集中表达人类“生产自身”的广度、深度和幅度提供各种可能性，又能为集中表达着人类“再生产自身”的广度、深度和幅度提供各种可能性。因此，生产力，从本体论上看，就是属于“一切人”或者“每个人”的公共财富，而决非仅属于“极少数人”所把玩的私人物品。
封建主义制度之所以能被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获得阶级统治权力不到一百年的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要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却无法把巨量生产力变成“一切人”与“每个人”的共同财富，因此，在充分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巨量生产力方面必然昏聩无能。这就决定，西方式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仅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却无法将巨量生产力为“一切人”与“每个人”所充分利用的现代化。既然如此，未来现代化，作为一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辩证否定，必然是一种既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将巨量生产力为“一切人”与“每个人”所充分利用的现代化。
其二，未来现代化是使“一切人”与“每个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现代化。众所周知，人是人的根本，人是社会的第一要著，人是自然的对象化。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具有独特性和个性。人的独特性和个性，既是预成的，又是生成的；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既是内在的，又是外显的。人的独立性，主要是指人作为类所具有的异于它类的特质。人的个性，主要是指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异于他者的特质。无论是人的独立性，还是人的个性，都在人的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性等的充分发挥中得以生成与完善。就此而言，人的独立性使人区别于其他种类，人的个性使人区别于其他个体。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能符合自然法则地生成与完善。人的自由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表征着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又反过来印证着人的自由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就此而言，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之间是相互衬托、彼此证成的。
封建主义制度之所以能被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既能让“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又能有效消解“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让“活动着的个人”却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这就决定，西方式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让“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却无法让“活动着的个人”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现代化。既然如此，未来现代化，作为一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辩证否定，必然是一种能让“一切人”与“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现代化。至于如何才能让“一切人”与“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原则性思路：一方面，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另一方面，“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有实行“双重决裂”，未来社会中的“一切人”与'每个人”才会真正成为能胜任“革命重任”“历史重任”和“发展重任”的主体。“革命重任”，就是指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而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并由此“争得民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革命要务。“历史重任”，就是指通过同“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而使自身成为“历史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历史要务。“发展重任”，就是指通过人的根本解放的实现过程而使自身成为“发展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未来要务。人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是一个蕴含着多个方面的综合概念，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类九种。哪“三类”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自然方面。哪“九种”呢？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素质、抗压素质等。
其三，未来现代化是使生产关系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化。所谓“生产关系”，主要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生产关系必然构成人的社会关系，而人必然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包括两种主要方式：一方面，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正是在生产中，人建构了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人与人之间，本应是平等、协同与合作的关系，但在阶级社会里却演变成阶级对立，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而阶级对立又进一步衍生出等级对立、阶层对立、职业对立、区域对立、行业对立、世界对立等，而产生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就是私有制。私有制首先激活部分人的私欲甚至贪念。被激活的私欲或者贪念又进一步驱使他们在奇技淫巧中发家致富。发家致富必然能确立经济优势。经济优势的确立势必会为确立其他方面优势比如政治优势或者文化优势提供必要前提和诸多便利。在此语境下，具有上述优势的人借着国家的护佑，就能在所谓的“理性狡黠”中堂而皇之地坐上“统治阶级”的交椅，而没有上述优势的人却只能成为“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必然蕴含着一种极不对等的社会结构：前者因享有诸多优先权而能对后者颐指气使，而后者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前者的奴役与剥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必然决定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
封建主义制度之所以能被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还在于它能无情斩断“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简单化，马克思把这种简单化的社会关系描述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但是，资本主义依然实行着私有制。在此前提下，资本主义在运用资本作为武器推翻封建制度的同时却又为自身制造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与对立。这些矛盾与对立均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制造的如下惨象与惯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极不对等、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极不平等、富有与贫穷之间的极不均衡。这就决定，西方式现代化只能成为一种能简化各种社会关系却无法根本消解贫富分化的现代化。既然如此，未来现代化，作为一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辩证否定，必然是一种既能简化各种社会关系又能有效消解贫富分化的现代化。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并非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还指出：“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只有运用“十大举措”，才能实行此种强制性干涉。他们还强调：“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这“十大举措”。
一百多年来，以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出了一条成功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在此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秘诀，从而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与坚实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意味着“私有制”横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意味着从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有了强大政治保障。从此，中国共产党便在现代化道路探索方面开启历史新征程。
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还“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为此，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后，新中国便于1953年根据总路线的总体部署与基本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尤其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传统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由此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随之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实施加快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并适当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集中“三力”即财力人力物力，重点实施了部分基础工业项目，由此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新征程。此一时期，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应将以前并列提及“农业近代化”“农业社会化”与“工业化”的做法改变为着重强调“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做法。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号召：在未来几个五年计划中，要把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一五”时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即以国家工业化尤其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特别突出发展重工业，从而出现急躁冒进情绪。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未能顺利完成“二五”计划，而且国民经济发展还出现了严重失衡。在此前提下，国家不得不进入经济发展调整期。国民经济在经过三年调整后再次趋于平稳、协调并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1964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论断。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强调要把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国民经济发展布局作为首要工作来抓。这明显是对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倾向的纠正。由于众所周知原因，1966年至1976年中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被迫中断。尽管如此，这一期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
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我国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便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如既往地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轮廓与定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探索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随后，每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在深刻把握与具体分析我国的实际状况后，依据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国内国际出现的新特点，一以贯之地全面部署与渐次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肇端，再向城市推展并全面铺开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化为基本定向，渐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来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铺开改革的同时也全面推展着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正是在对外开放中，国际国内市场以及各种经济资源均得到充分且有效利用。正是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性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性质、道路选择、实践品质、整体面貌、内容体系、目标任务等方面的新认识以及由此所达到的新高度。可以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既进一步丰富了“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意涵，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提供前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出发，统筹“两个大局”，在深度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进一步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在全面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进一步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用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科学洞察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进一步布展以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来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略：为妥善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与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中进一步规划以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未来路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及其理论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趋向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概括。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其他类型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有基于我们自身国情的中国底色。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巨大人口规模为基本前提的现代化。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旨归的现代化。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为基本诉求的现代化。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旨趣的现代化。其六，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路径的现代化。同时，还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总安排：“从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O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上述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艰辛探索中所把握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秘诀。这些理论逻辑与实践秘诀的存在本身，既表征着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所进行的科学指导，又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所进行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因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而存在着必然的、清晰的、具体的、整全的逻辑关联。
其一是必然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奋斗所探索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复兴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尤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其基本原理必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真理性价值。这就决定，以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现实的必然。这就注定，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其二是清晰的。马克思通过深度聚焦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等方面深刻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存在前提与实践逻辑。马克思的聚焦与批判，既在向世人科学揭示着西方式现代化的先天的“致命性病根”，又在为未来现代化提供“科学警示”也就是说，未来现代化，如果不加区别地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的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势必会染上此种先天的“致命性病根”甚至会误入“万劫不复”的泥潭从而导致“现代化”只能成为“资本的现代化”而非“人的现代化”或者“社会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引领下所探索的就是一条“未来现代化”道路。“未来现代化”道路决非那条沾染着“致命性病根”并会陷入“万劫不复”泥潭的“老路”，而是一条具有上述六大特质的“新路”。这就注定，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关联。
其三是具体的。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出发为“未来现代化”确立了三个基本定向：未来现代化既能创造丰富的社会生产力又能使丰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未来现代化既能使“一切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获得自由发展又能使“每个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获得自由发展，未来现代化既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又能使与之相随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正是以此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了一条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要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路。这就注定，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具体的逻辑关联。
其四是整全的。上述三个方面必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注定，马克思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整全的逻辑关联。
作者简介：牟成文，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政治学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万大钊，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