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每晚阅读我校著名传播学者、主编和校史专家范军教授的杂文集《桂子山语丝》。其中的一篇文章“大学必须有‘大楼’”，见解独到，很受启迪。我校的政治学科最近乔迁到我校最高的新大楼。只是学科起步时才一间房。由一间房到一栋楼，经历了40多年。其间有过诸多过渡和扩展。我完整经历了这一段历程，深切感受到学科成长与空间扩大的相关性。回顾这段历程，也是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忆。

我校今年建校120周年。政治学科一直伴随学校的发展，只是历经曲折，数次中断。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在高原教授倡导下，我校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从此开启了我校政治学持续发展的历程。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隶属于政治系。政治系与历史系同在古色古香的一号楼。

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成立的1978年，我刚入校，被政治系录取，1982年8月大学本科毕业。同年上半年，1977级毕业，因为是恢复高考的首届毕业生，得到学校重视，留校生大多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十分幸运，能够留校，并得以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但主要是担任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因为当时研究室没有专门的行政工作人员。我留校后到的办公室便是一号楼三楼西北角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我不知道这间办公室是什么时候分配给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只知道当时只有这一间专用的办公用房。房子大小估计在30平米左右。因为我刚留校，又最年轻，主要担任日常杂务，包括购买图书杂志和编目，相当于坐班人员，每天会到办公室，对办公室的印象很深。那时，老师们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平时很少到办公室来。记得老师们经常是在家里给学生上课。

我刚留校，对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还很不了解。我当时认为这个专业的政治性太强。因为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大学报考的专业第一志愿是中文，第二志愿是历史，且历史在高考成绩中最好，但不知何故被录取到政治系。进入大学后，最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有关“生产力”的论题。毕业后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为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徐育苗老师让我参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汇编”（10册）的校对工作。至此，我才逐渐了解到我所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尽管只有一间办公室，却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

参加工作后，据老师讲，当初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重要背景，便是长期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甚至偏离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李会滨老师在1978年5月写作并发表了《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革命理论》的长篇论文（后更名为《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当然就需要研究。正是在此时，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高原教授作为政治系负责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发起和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学科。可以说，我们学校作为师范院校，其政治学科能够在全国取得一席之地，与抓住机遇密切相关。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成立后，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高原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并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于1981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本专业硕士点。当时的研究生学位点很少。据说，上海某著名大学的学生还要到我校取得科学社会主义硕士授权。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尽管只有一间房，但集聚了一批人才，用人才济济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高原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法学组成员（1980），还担任了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和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杨宏禹老师1949年便是国际政治研究生，1978年后致力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后担任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张厚安老师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1978年后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是农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胡原老师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中原大学学生，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1978年从事政治学研究，后是我校行政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孙盛廉老师则参与了由徐大同先生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国家级教材的编写。李会滨老师在1978年时尽管只有40岁出头，但已执笔《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及其相关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等学科基本问题。与李老师只差一岁的徐育苗老师是研究室的中年骨干。这些老师的共同特点便是经历了长期的曲折，有的甚至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8年后，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事业中。因为全研究室只有一间办公室，老师们没有专门的办公用房，只是开会时才到办公室来。我留校毕业后坐班，与老师们接触比较多。因为没有专门的办公人员，我也协助老师们办理一些杂务，分发邮件是最多的。因为管理图书杂志之便，除了日常杂务以外，当时读了不少本专业和非本专业的书，有了点学术功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量知识分子重返工作岗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不仅集聚了一批本领域的老师，还集聚了其他领域的一些老师。在研究室的一间房里，我接触最多的是刘丰铭老师。刘老师1929年人，1946年考取武汉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农场改造21年，直到1978年后才得以恢复工作，并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也许是刚回城，家里条件有限，刘老师几乎每天到办公室工作。我们接触的时间最多。只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基本上没有怎么交谈。刘老师成天读书写作，我做资料卡片。只是有一天，刘老师拿出刚出版的国际法纲要的著作，我才知道刘老师主要从事法学研究。后来，刘老师调到武汉大学，成为国际法研究的名家。在一号楼一间房里，我记忆深刻的还有艾玮生老师。艾老师从事社会学专业，早年在社会学界很有声望，但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1980年国家恢复社会学，艾老师是湖北省恢复社会学的元老，也是我校社会学的创建者。当时为了发展社会学，系里还专门将1977级政治系毕业生刘祖云确定为艾老师的学术助手。艾老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温尔文雅。他住在学校的老校区，很少到办公室来。只是艾老师在研究室工作时间不长就生病住院，很快去世。我作为办公室年轻老师协助处理老师的生病事宜和后事。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开创者抓住历史机遇，从一间房开始，我校的政治学科得以起步。人才兴，事业兴。一间房虽然少，但集聚的人才多；一间房虽然小，但做学问的雄心大。一间房的主题可以用“聚才”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