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我校政治学科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当年，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是全国本专业第二批博士学位点。高原教授出任学校党委书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从政治系独立出来，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成为直属学校的研究机构，由高原教授直接兼任所长。1986年先生不幸去世，李会滨老师接任所长，徐育苗老师任副所长。
或许是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机构，我们多了一间房。这间房是一号楼三楼居中向阳的一间，很明亮也很宽敞。因为那时我们青年老师三人一间房，不方便安静学习，我晚上经常在这间大办公室里看书，印象很深。当时能够增加这样一间大办公室，太不容易了。我们1978级入学时到远离武汉数百公里的湖北省京山县学习，一年多以后才艰难返回武汉。返汉后因为没有房子，全班人住在一间教室里。学校办学空间太有限，能拿出一间房出来，着实不易。有人甚至议论是因为高原教授在学校主持工作。
房子多了一间，事情多了一倍。1984年，我考取在职研究生。因为属于在职，还得担任所里的日常事务工作。当时，虽然建立了独立建制的研究所，但还没有及时配备行政工作人员。在研究所的两间办公室，感受最深的是会议多了。
过往在政治系时，党政工作会议以系为单位，研究室只是一个学术单元，内部会议较少。成立直属学校的科社所后，学校的工作直接布置给所，会议也因此多了。会议是在新增加一间办公室召开，原有的办公室就固定为资料室了。所内会议更多的是学术会议。随着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由高原先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引起强烈反响，并多次修订再版。在高原先生主持下，张厚安老师、胡原老师等人主编了《通俗政治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讨论往往在办公室进行，我参与了相关工作，有很深印象。
独立建制时，正值我国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所内主办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较多。现在还清楚记得，北京大学的赵宝煦先生受邀请到我所讲学，地点便在大办公室。赵先生介绍出访北欧的情况，让我们大开眼界。
有些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在所里的会议室就容纳不下了。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属于教育部确定的全国性教材，所里主持召开全国性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会议较多，并请中共中央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著名学者演讲。这样的大规模会议就是一号楼也没有空间能够举办。当时，主要为数学系所建的六号楼刚落成，通常是借用该楼的大教室开会。有一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邀请来访，也是在六号楼讲学。当时听众太多。我因为协助会务，得以坐在距离讲台较近的地方。阿尔蒙德是著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只见老先生在黑板上板书输入输出的公式、定理，与我当工人时学过的电路图一般。我非常新奇，原来政治学可以这样表述！当然我也根本没有听懂。只是当时的政治学正处于初创时期，人们太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了。
尽管我校的政治学科是从科学社会主义起步的，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两个学科专业一直是同步发展，相向而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也同时承担政治学相关的会议。作为政治学基础工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时间较长。会议地点在现东区的老招待所。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者、后来撰有《政治的人生》的作者担任学术秘书，我担任日常生活秘书。我们是同龄人，共同为会议做服务，彼此也得以相识。正因为我校有政治学的积累，1986年获得政治学的硕士点，学科力量进一步增强。
1984年12月成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下属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政治学研究室、行政学研究室和社会学研究室。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最强，社会学研究室最弱。但所里对四个研究室同样对待，甚至重点扶持较弱的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的艾玮生老师过早去世。老师的助手刘祖云于198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在南开大学学习三年。据刘老师回忆，他返回学校时，李会滨老师、胡原老师（担任所支部书记）亲自请他吃饭，希望他能在科社所工作。后来刘祖云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并任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给予刘老师如此待遇，就是爱惜人才，支持社会学的发展。正是在刘老师等人的努力下，我校的社会学专业从科社所分离出去，后来成立了社会学院，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成为社会学一方重镇。
两间房的年代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全国先后发生两次政治动荡。本所的研究生是学习政治学的，且为激情所燃烧，自然会卷入其中，有的成为中坚者。事后，如何处理这些学生成为头痛问题。我记得在大办公室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当时的老师们曾经历过政治风云，并在人格上有共同特点，这就是与人为善。对于参与动荡的学生，主张严厉教育、处理从宽，为他们今后的发展留下余地。正是在老师们的坚持下，这些学生得到了合适的对待。事实证明，他们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有的还担任了厅级领导。
事业方兴，人才难得。两间房时，学科独立建制，有了更大的平台，也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前辈老师，爱惜人才，给后辈老师提供机会，让年轻学生有理想的未来。两间房的主题可以用“惜才”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