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农民增收”是贯穿党和国家“三农”工作的基本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思想同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历史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大同”思想相结合，围绕这一主题，逐渐形成了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是一个逻辑严整的思想体系，以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为根本、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方向、以绿色发展为要求构成其逻辑架构。同时，这一重要论述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蕴含着以问题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为代表的思维特征。
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中华民族深厚的农耕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推动“三农”事业发展的历史实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促进农民增收、怎样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什么样的农民增收、谁来推动农民增收实现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明晰了农民增收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全面推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遵循。
一、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理论证成
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建基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问题思想”，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系统推动中国富农兴农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守正和创新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成功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为提出新时代农民增收的新观点新思维新论断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问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业技术成果逐渐从工业生产领域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在小土地所有制下，由于地租大幅度增加，农民在收成好时尚可勉强维持家庭生活，但收成不好时就会立刻陷入赤贫的境地。另一方面，随着农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渐被侵占，农民几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随着耕地被牧场代替、农业劳动力被机器代替，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但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并没有因为来到城市而有所好转。农民逐渐意识到借助变革“他们才有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从而更大程度地争取“对立法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与无产阶级会结为同盟。由于生产资料的丧失，大多数农民直接都变为无产者，农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工人这一天然同盟者的协助。一方面，农民对帝国的信念逐渐动摇。随着一些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条文不利于农民阶级发展的越来越多，农民的革命意识逐渐觉醒，“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尤其是1870年普鲁士的入侵，动摇了法国农民对君主复辟的信念，促使他们同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一起向资产阶级宣战。另一方面，农民同城市工人逐渐接近。农民降到了无产者的地步成为最可怜的阶级之一。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同农民阶级一样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必然要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盟军。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能够使农民免遭压榨和贫困的煎熬。一方面，在这个红色共和国内，“农民和地主间的封建关系已不可能继续存在”，富者更富、贫者赤贫的资本被瓦解，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民具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另一方面，“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农民逐渐抛弃自己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成为摆脱贫困、实现增收的主体力量。
富农兴农思想始终是贯穿中国农耕文明的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是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文化渊源。
首先，“大同”思想萌发于“六经”元典中。中华文化元典的“六经”蕴藏着对“大同”社会理想的初探。《诗经·魏风》中的名篇《硕鼠》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的词句表达农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的痛苦境遇，幻想到“乐土乐土”“乐国乐国”的理想国去。这是“大同”思想的初步酝酿。《尚书》中的《洪范》篇写道：“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以“大同”指称社会各个阶层意见完全一致的极致境界，为“大同”思想提供了可用概念；同时，《尚书》中的《尧典》通过赞美尧帝的美德表达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为“大同”思想提供了基本内核。《周易》中的《乾卦·彖传》以“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表达了“人类社会国君居于众民之首，从而使天下得到安宁”的美好愿望。一言以蔽之，这些社会理想的相关思考和观念为“大同”思想的萌发奠定了基础。
其次，“大同”思想阐发于《礼记·礼运》中。“大同”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礼记·礼运》中完成的。《礼记·礼运》讲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展现了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以“公”表明了大同社会用公道消灭私欲的尚公价值观，又以“公”展现了大同社会的一种自然秩序，使“男有分，女有归”；“外户而不闭”则描绘了一个人人有安全感的理想社会。
再次，“大同”思想发展于近代仁人志士的社会理想建构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之道，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对《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加以新的阐释，在其中充实了平等、公平、仁德、善治的内容。其二，梁启超将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融入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将“大同”社会描绘成一个民治主义、国际联合主义、儿童公育主义、老病保险主义、共产主义、劳作神圣主义共存的社会。其三，孙中山表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推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以孔子“大同”理想为蓝图，描绘了“三民主义”的构想，“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强农惠农富农的历史经验是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历史根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逐步带领农民实现解放。进入20世纪，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贫民经济，加之政治、社会、经济的衰败，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一改农民的贫苦状态，就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1926年，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精准论断，为中国共产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湖南农民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农民革命思想”，并进一步动员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逐步形成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尤其随着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正式施行，使农民分得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为农民增收夯实了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境遇，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土地改革。直至1952年底，“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极大地加速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后，中国共产党围绕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丰衣足食的目标，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分散的家庭经营改造成联合经营，“农业合作化期间，每个农业劳动者提供的农业净产值年均增长1.7%”，极大解决了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积极总结民间探索的大包干制度，开启了农村全面改革之路。自1982年起的五年间，中共中央连续颁发事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动农民经营自主权实现了内涵的深化。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不断释放推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以4764亿元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农民的收入也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各种农业税费等又加重了农民发展的负担。2002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下，党和国家将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增收减少负担。此外“2004年、2005年、2008年、2009年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增收工作的见证。
二、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逻辑架构
习近平立足于“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重大判断，对带动农民增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完整的新时代关于农民增收的理论体系，五大基本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动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成为一个逻辑严整的思想体系。
（一）以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为根本
道路决定命运。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是习近平基于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大原则对促进农民增收作出的战略选择，明确了新时代促进农民增收的道路遵循。习近平强调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是一条围绕提升生产技术、均衡经营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生态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具有国外一般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共同特征。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西方针对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形成了诸多成功的实践方案，为我国探索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镜鉴。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与一般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打造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大的经营规模；二是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在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占比不断减少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三是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向现代生产要素不断转化。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具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建立在党和国家对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传统、劳动力构成等基本特征的把握之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具体而言，一是不断“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在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本国情条件下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三是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要求下，维护粮食安全、耕地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安全；四是要坚持绿色发展，以绿色生产创造绿色产品。
（二）以实现富裕农民为目标
习近平指出，“富裕农民，就是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在于实现富裕农民，“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首先，习近平从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目标维度把握富裕农民的重要意义。农民的收入水平是物质生活富裕程度的直接表征，也是精神生活富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富裕农民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这极大丰富了富裕农民的时代内涵。
其次，习近平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维度把握富裕农民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把产业发展落实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农民富裕。这极大提升了富裕农民的战略地位。
再次，习近平从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的任务维度把握富裕农民的时代价值。“三农”工作仍然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共同富裕工作必须要抓紧，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习近平要求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稳住农业基本盘，在促进农业增效基础上，“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美好”，进而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充分表明富裕农民刻不容缓。
（三）以农民自身为主体
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回答了实现农民增收“为了谁”“依靠谁”“如何依靠”的问题。
首先，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好地、更全面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要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价值目标是“人”不是“物”，党和国家推进农民增收的目的是造福全体农民，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
其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人，指明农民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体力量。从历史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等成功经验都是农民基于自身智慧和力量实现的伟大创造；从现实来看，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我们党支持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引导贫困群众依靠自身勤劳致富。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依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
再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回答了“如何依靠”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围绕推进农民增收“如何依靠人”的问题，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方案。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的自我意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的三重路径来解决好“地谁来种、新农村谁来建”的问题，真正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得到真实惠。
（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方向
习近平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面向广大农民和“三农”工作者强调，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表明农民增收内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之中，促进农民增收应当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方向。
首先，习近平厘清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任务的高度锚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方位。目前，我国已迈上新征程，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同频共振，农业农村不能落后、不能掉队。
其次，习近平总结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好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前往地方考察时，探访到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农业发展模式，如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河南油茶种植的“公司＋农户”模式等。同时，习近平强调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这一发展思路的引导下，宁夏特色农产品、柳州螺蛳粉生产集聚区等带动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农业发展，“中国玫瑰谷”也“每年带动农民增收约1.35亿元”，在诸如此类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推动下，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不断攀升。
再次，习近平提炼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努力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推动农业科技实现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增收，体制创新同样重要。习近平强调，要围绕农业农村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体制保障。
（五）以绿色兴农为要求
生态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农民的生存、发展、致富离不开生态环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2023年12月，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施行动，要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表明绿色兴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
首先，坚持绿色兴农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回应了“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要求。促进农民增收要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着重将其转化为农民自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培育农民天蓝地绿水清的人文情怀。
其次，坚持绿色兴农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习近平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一方面，要摒弃过去“大水大药大肥”的农业发展模式，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推动农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发展深加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和美丽经济。
再次，坚持绿色兴农要加强绿色发展的法制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政策意见，为绿色兴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如《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有效提供了节肥、节药的激励约束机制；《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为发展绿色经济、释放农村生态红利提供了行动方案，整体性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三、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思维特征
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不仅成功指导了农民增收实践，也在理论上凝结了一系列思维范式。正是这些思维范式，推动着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不断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一）问题思维
建构问题、分析问题、指导问题解决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思维。
首先，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聚焦农民增收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为解决“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问题夯实了政策基础。现阶段，农民增收问题仍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短板”。其一，自“十二五”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呈放缓趋势，亟需寻找促进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其二，农民的粮食收益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民依靠自身实现增收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三，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较低，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正在逐年扩大。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提出了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的方案。同时，具体围绕怎么种地问题，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围绕怎么破除地少水缺的约束问题，强调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围绕如何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问题，倡导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等。
其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立足问题倒逼的改革深化。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正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完成的。经过新时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城乡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习近平坚持把问题意识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着眼于解决农民致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深化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改革，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再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着眼解决阻碍农民增收的相关问题。随着脱贫事业的完成，致富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在方向性问题上不能出偏差，要一环紧着一环拧，向实处着力，不能犯颠覆性、系统性的错误。例如，围绕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习近平提出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一是要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为农民增收保障耕地安全；二是要扎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为农民增收保障环境安全；三是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民增收保障产品安全。
（二）系统思维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六个必须坚持”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求我们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习近平坚持客观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认识和部署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推动其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展现鲜明的系统思维。
首先，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善于抓住突出问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在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上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的总体入手，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突出问题。随后，习近平提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农民增收工作—‘三农’工作—全党工作”的问题链，为我们打开促进农民增收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其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关注农民增收工作中的重大关系。在抓住突出问题之后，系统思维要求我们还要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习近平坚持正确处理农民增收工作中的重大关系。2022年12月，习近平提出“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农民增收的关系”；2017年7月，强调“要正确处理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均体现出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农业、农村、农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深入系统思考。同时，习近平主张在促进农民增收实践中要处理好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勤劳致富之间的关系，既要不断增加党和政府农业农村投入，又要调动提高农民内生发展动力。
再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注重统筹兼顾与抓住重点。在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之后，还要落脚于解决问题。习近平在推进农民增收工作时，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讲“两点论”上，习近平要求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强调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在讲“重点论”上，习近平强调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抓住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这个治本之策，以重点突破来带动整体推进。
（三）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底线思维是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农民增收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提出了科学政策。强调在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中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进入新时代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同时收入结构也在加快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敏锐洞察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坚持一切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政策方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方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农民增收科学政策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其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见微知著，力争从源头防范风险。习近平注重防范化解农民增收领域的重大风险。其一，注重保障粮食安全。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然而紧平衡很可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为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有机统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其二，注重维护耕地安全。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促进农民增收首先要做好耕地这篇文章，要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其三，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促进农民增收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再次，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重要论述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坚持积极主动地对待农民增收工作的底线，在“守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的三条底线”基础上，积极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一是巩固农民务农收入，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要立足“土”“特”“产”三个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打造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二是积极稳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经营性服务组织、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三是深化农村改革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并留出一定过渡期，加强政策引导。
作者简介：牟成文，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政治学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李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