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我们会形成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印象，这就是：马克思从来不喜欢抽象地提出问题和谈论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具体地提出问题，并有明确针对性地谈论问题。马克思的这种理论特征，鲜明地表现在他对“哲学”的理解之中。

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集中论述，最早的文章大概可以确认为写于1842年六七月间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地以“真正的哲学”来表达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与要求。探索这篇文章对“真正的哲学”的论述，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即马克思的“哲学观”。

由于马克思从“真正的哲学”提出问题，因此马克思对“哲学”的论述具有显著的论战的特征。这种以理论论争为背景而展开的哲学研究，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理论活动的始终，从而构成马克思哲学的鲜明特点。因此，我们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需要着眼于和着力于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批判或否定什么样的哲学，即马克思认为什么样的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二是马克思赞赏或肯定什么样的哲学，即马克思认为什么样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三是马克思提出或显示了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即马克思为“真正的哲学”开辟了什么样的哲学道路。

首先，马克思批判或否定了怎样的哲学？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从“哲学”是否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讨论宗教事务”这个问题出发，对“德国哲学”提出这样的批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的这个批评，不是偶发的感慨。在写于1842年5月的关于《集权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就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就是代表他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哲学”而对“哲学”本身的“抗议”。在马克思看来，“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德国哲学”，直接地同“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对于这种“鲜明对照”，马克思的评价是审慎的和理智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因而不应该让“哲学”屈就于“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则批评“哲学”“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它的“宁静孤寂”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它的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批判。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但是，直到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却仍然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呢。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正是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观，不能简单地以作为共性内容“哲学观模式”去梳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等，而必须首先从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入手，深切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问题”和“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和马克思的“实践观的世界观”。

其次，马克思赞赏或肯定什么样的哲学？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以批判“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为背景，马克思对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哲学”作出了明确的、深入的论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篇“社论”关于“哲学”本身的论述是最为集中的，因而构成我们反思和解读马克思“哲学观”的最重要“文本”。

马克思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个命题被广泛引证，并被确认为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如果对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进行解析，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重要提示：其一，必须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去理解“哲学”；其二，“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确认“真正的哲学”的标准，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理解马克思这个命题的两层含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去理解“哲学”，即仅仅肯定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从时代的状况去解释哲学，那还无法确认一种哲学是否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因而也无法确认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只有从第一层含义过渡到第二层含义，即从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是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出发，才能确认它是否是“真正的哲学”。

“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马克思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迫切问题”。哲学要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首要的是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

“真正的哲学”不仅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而且必须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在马克思对“真正的哲学”的这种理解中，表达了马克思的强烈的“人民”意识，他不仅要求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而且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认为“真正的哲学”就在于它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了，因而它才能够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

马克思认为，如果哲学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那么，“哲学”就会成为这样的“哲学”：其一，“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既要以自己的理论内容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也要以自己的理论活动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发生切实的相互作用。应当说，在这里已经包含了马克思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理念。其二，“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个思想应当说是上一个思想的逻辑延伸，即：如果“哲学”在自己的内容上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并在外部表现上“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么，当然就不再是各种特定哲学体系的相互对立，而是统一的“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对于这个“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来说，它必然表现为“哲学”与“世界”之间的双向关系，即：一方面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成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哲学化”，整个世界（人类世界）都被这个“一般哲学”所“改变”。应当说，这里已经包含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即“真正的哲学”应当是把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

仅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对“哲学”的论述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赞赏或肯定的“真正的哲学”，是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哲学，是作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的哲学，是“同自己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哲学，是走向“世界化”的“一般哲学”。这种“真正的哲学”，表达了马克思哲学观的雏形，也构成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观的重要内容。

最后，我们应当追问的是，马克思究竟形成或提出了什么样的哲学理念？“重读马克思”，我觉得下述几个方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其一，从哲学的“人类性”去理解哲学。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的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而他的哲学的“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的哲学旨趣。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他所参与的运动不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观。

其二，从哲学的“时代性”去理解哲学。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类解放的论证，并不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而是基于人类的历史发展。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脱离历史和时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在“对现实的描述”中“失去生存环境”，因此马克思要求“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性的状况去反思人类的存在，从时代性的问题出发去求索人类的解放，并使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是马克思哲学理念的重要特征。

其三，从哲学的“实践性”出发理解哲学。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哲学学说的过程中，一个最直接的论敌是青年黑格尔派；或者说，马克思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认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但就连这些说明也是片面的。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则清醒地意识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从实践需要去理解哲学，并把这种理解扩展和深化为对哲学自身的重新理解。从实践的观点反观全部哲学史，马克思认为，全部的旧哲学——包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为“哲学”指出的道路则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需要从“实践”观点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

其四，从哲学的“批判性”去理解哲学。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的、实践的产物，“真正的哲学”都不是自己孤立地生长出来的，“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恰恰相反，“哲学是被它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哲学的敌人发出了要求扑灭思想烈火的呼救的狂叫，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对于哲学来说，敌人的这种叫喊声就如同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对于一个焦急地谛听孩子哭声的母亲一样；这是哲学思想的第一声喊叫。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纵观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被现实的和哲学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黑格尔说，哲学史是一个“厮杀的战场”，并非言过其实；但是，黑格尔尚未明言，哲学的“厮杀”，还包括哲学与“现实”的“厮杀”。马克思则从这两种“厮杀”去理解“真正的哲学”。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