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澄清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基础性意义。从逻辑来看,哲学是特定的思想。思想的客观性在哲学中显明为求真,真理构成了哲学的追求;思想的对象性在哲学中显明为反思,反思构成了哲学的方法;思想的能动性在哲学中显明为变革,变革构成了哲学的功能。哲学是求真的思想;哲学是反思的思想;哲学是变革的思想。从历史来看,哲学之求真归根结底是要求思想与哲学对人的解放事业的共谋;哲学之反思归根结底是要求哲学对思想置身之时代的澄清;哲学之变革归根结底是要求哲学通过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实践指引。哲学与思想共谋解放;哲学为思想澄清时代;哲学以思想指引群众。
关键词:思想;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解放;精神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以特定的分类原则对既有知识进行重组并创生新知识。这一过程既要求哲学在原则层面的筹划,也要求思想在具体领域的支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知识体系,澄清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拟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的规定性与哲学的出场形态,初步摆明思想与哲学的本质规定及逻辑关联,其次从马克思主义所极度重视的现实历史出发,进一步澄清思想与哲学的历史关联,最终获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需要何种样态的哲学。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的规定性及哲学的出场
由于问题域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较少对思想与哲学及其关系进行专题性讨论,这要求我们结合其历史语境和思想背景进行考察。就历史语境来说,马克思在逐渐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初步建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较多论及思想和哲学。就思想背景来说,马克思对思想与哲学的思考处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受黑格尔哲学影响较深。综合这一前提,我们首先在演绎与归纳的双重视角中给出思想在发生、中介、对象、功能四个方面的规定性,随后对哲学的出场形态进行考察,进而初步显明其规定性,为进一步讨论两者的关系搭建地基。对思想的考察可分为什么是思想以及思想是什么两个部分。“什么是思想?”意在追问思想的存在论本体论根基,这将从历史与结构的双重视角澄清思想的发生与功能。“思想是什么?”意在指认认识论意义上思想的结构及中介形式。对这两点,马克思恩格斯以极深刻的认识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什么是思想?从历史性视角来看,作为意识产物的思想根源于人与物质世界交往的需要,归根到底是客观存在反映在思维活动中并经其加工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的首个历史活动。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交往的源初可能,这种生产活动呈现为“生产自己的生命”,由此产生的“新的需要的产生”和“生产另外一些人”的“三位一体”。在考察了这种“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的联系”后,马克思恩格斯才提到“人还具有‘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唯当“物质劳动和精神 劳动分离的时候”,“意识才 能 现 实 地 想象”,才能获取独立性的外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是对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反映,思想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由此,思想具有历史性与客观性。所谓历史性是指思想是人类实践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物质运动过程而发展变化。所谓客观性是指思想能够在相对时空内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发展独立性,但其归根结底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塑造和规制的。
从结构性视角来看,思想在人类活动的共时性框架内将得到如下规定:思想以语言符号为物质载体,各种思想表征着人类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往所产生的现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的统一进程,进而构成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思想以语言符号为物质载体。借助语言符号,思想才决定性地具有独立性与社会性。此种样态的思想是“观念”的同义语,是关于自身的幻想,是始终与主体行为同行的广义上的意识形态。
由此,思想具有物质性与能动性。所谓物质性是思想对语言符号的物质性的继承,思想总是以特定的物质载体构成其对象性体现,从而使得信息在主体间实现交换。所谓能动性指思想总是构成主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地看,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精神生产的独立化和精细化而增大。
思想是什么?这一发问方式提示我们,思想的内部规定性亟待充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思想作为意识的特定形式得到了规定,这也就是说,思想既具有意识的规定性,又依另一些规定性而与意识的不同形式有所区别。为了对此进行探讨,我们需要返回黑格尔哲学的“大海”。这一探索将在上文对“什么是思想?”的追问所划定的框架中进行。
首先,思想具有对象性这一意识的一般特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写道:“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意识总是关于某个对象的意识,意识的本质特征在于对象性。由此,思想必然也是对象性的。
其次,思想在与“感性东西”“直观”“表象”“感受”等的区别中表明其为“普遍者”。黑格尔认为,各种思想和思想本身是“思维的产物”,“思维被看作主体”“就是自我”,而思想则是“精神性东西的最深内核”。由此,思想就必然需要与其他精神性活动的产物进行区分。黑格尔认为,“感性东西”与“思想”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规定是“个别性”和“彼此外在”,而后者是超感性的“一般意义上的抽象东西”。就“直观”来说,其内容“仅仅是感性的”。而“表象”“要么内容是经过思考的,但形式没有经过思考,要么正相反”。“情感、感受之类不可说的东西”则是 “最无关紧要和最不真实的”。可见,黑格尔认为,思想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普遍的。所谓形式的普遍,即思想需用合语言的方式表达,而 “凡是语言说出的,都是普遍的”;所谓内容的普遍,即思想是对事物普遍特征的把握。黑格尔认为这种普遍特征扬弃了体现这一特征的诸客体,内含着“本质性东西、内核、真相”。
黑格尔对思想的规定自有其观念论立场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承认思想的对象性、抽象性与逻辑性。所谓对象性指思想总是与某个思想对象相关。所谓抽象性指思想是通过概念对事物特征的抽象把握。概念构成了思想的基本单元,思想是对内在感性体验的超越。所谓逻辑性指思想要遵循某种最低限度的逻辑规范,以理性、稳定、系统的特点区别于任意、武断、片面的意见,而系统性的思想集合就构成理论。
综上所述,思想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性产物,归根结底由特定生产方式塑造和规制,其以语言符号为载体,通过概念表达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对人类实践及其自我理解起能动作用。思想的规定性至少包括历史性、客观性、物质性、能动性、对象性、抽象性、逻辑性这七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理解与批判无疑建立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之上。为了初步显明哲学的规定性,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一个梳理。历史地看,与思想不同,哲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这就为我们把握哲学提供了一个豁口,即对哲学的出场进行溯源考察。在哲学的源初时刻,“中国的隐者和云游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们”已经不约而同地体现了向内的超越性思考。但哲学的典型形态及其意义尤其为古希腊哲学活动所显明,由此产生的对哲学之理解决定性地影响着后世被称为“哲学”的东西。哲学在古希腊被称为“爱智慧”。古希腊哲学最为本质地体现为对本原的思考。本原(arche)由阿那克西曼德首次使用,本义是太初,也作始基,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万物由之所出并向之复归的东西。对本原的不同解释与规定形成了彼此相异的哲学学说。整个古希腊哲学对本原的思考大致可分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这两大类型。形而上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以至经常被视作哲学的同义语。自然哲学以某种可感本原及其运行机制构筑宇宙论,是为哲学的朴素形态。如果我们用文明来标识特定民族已然达到了有某种精神生活的特定阶段,则任何文明在其初期都已然具有对世界现象的某种整体性理解。这种理解根源于人对自身存在境况的体验与思考,往往体现为由各种自然现象与神的活动的想象性关联构造而成的神话宇宙观。古希腊伊奥尼亚理论家以被后世称为自然哲学的学说第一次突破了这种解释框架。被亚里士多德视作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这是由于他观察到潮湿是种子生长的环境。这一学说的突破性意义恰恰不在于答案而在于提出的问题与解答的方式。自此,本原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专题性问题,同时,遵循某种合理的规范性来思考本原问题也成为一种传统。显然,本原概念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一朴素概念指向作为整体的世界现象的普遍规定性。自然哲学倾向于将某种具有可感特征的材料把握为这种普遍规定性,并使这种把握服从于经验观察与理性思辨。“形而上学是一门在思想中把握事物的科学”。本原可感还是不可感,构成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分殊。具有可感特性的本原如水、气、种子、火、原子等本质上无法摆脱对始因与动因的无穷追问。由此,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一线开辟了以原则来解释本原的形而上学传统。毕达哥拉斯学派认“数”为本原,这体现了从组织结构来把握世界的全新进路,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也可视为其同路人。巴门尼德则以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分决定性地抽空了伊奥尼亚的宇宙论根基———可感对象,进而确立“可以言说、可以思议”的“存在”为万事万物的第一原则。柏拉图哲学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在西方哲学史上“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在可感的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唯有理智可知的更加真实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可感世界的原因,可感事物因分有理念才实在。自此,柏拉图开创了从一组与具体事物绝缘的纯概念出发进行论证的哲学方法,对理念的仰视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将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规定为对“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的研究,这也就将哲学的对象规定为“是者”或“存在”,哲学就是对事物的本体与共相的研究。哲学在其始源处的发生、对象、中介、功能可归为如下。其一,哲学是一门以“爱智慧”为态度的学问。哲学追问源于生活,生活既要体验也要求知,哲学既求智慧也求知识。其二,哲学以整体、整体中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哲学对事物、事件、价值等的研究以某种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为基础,这也使哲学被筹划为对普遍性的研究。其三,哲学以经过理性审查的概念为操作单元,以理性思辨和系统证明为操作方法。其四,哲学的主要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厘清思想、创生意义。这几种本质性规定始终以有所变化的形式限制或启发着各时代的哲学。至此,我们已然对思想与哲学进行了初步的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讨论二者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二、奠基与超越: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与哲学的逻辑关联
通过上述梳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与哲学在逻辑上的关联也就被初步摆明了。思想的规定性构成了哲学出场的可能性,哲学立足于思想又超拔于思想。思想的客观性在哲学中显明为求真,真理构成了哲学的追求;思想的对象性在哲学中显明为反思,反思构成了哲学的方法;思想的能动性在哲学中显明为变革,变革构成了哲学的功能。思想与哲学的关系表现为:哲学是求真的思想,哲学是反思的思想,哲学是变革的思想。
(一)哲学是求真的思想
思想自在地求真,而求真理的思想就是哲学。真与真理分属思想与哲学。思想为有意义而追求对事物的规定性进行某种真的把握,关于这种真的理论表达与系统学说就是真理。当真理成为思想的事业与主题时,思想便成了哲学。由此,哲学是思想求真倾向的主题化。
思想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思想作为人类与对象化世界交往进程在主体方面的呈现,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人类实践的。就此而言,思想必然谋求尽可能客观地把握事物的规定性,从而有利于实践的开展。这种客观性要求也就构成了思想中天然的求真倾向。而求真之所以只是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思想遵循实用的经济原则对此种倾向的考察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思想缺乏对这种规定性进行内在考察的方法,即系统性的概念反思。哲学满足了上述两方面条件,而对这种客观性的专题化研究即对真理的追求。
当我们依照思想起作用的朴素语境将真理把握为思想与现实相符合的理想状态时,两方面的问题已然浮现。其一,我们预设了“物自身”的实在。其二,这种符合的理想已然是一种价值追求。前者实际上预示着真理的实在维度,我们所追求的是事物自身还是思想对象的客观性?后者实际上预示着真理的美学维度,追求真理也就是对普遍必然性的价值预设和不懈追问。因此,真理即对普遍必然性的专题性认识。哲学必然将真理问题置于“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总体关系中去思考”。
真理问题首要的且主要的是思维的客观性问题。对此,黑格尔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思考,即物在自身中活动”。思维的客观性领域是由黑格尔决定性地开辟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也就是说,认识本质上是事物自身(非人的理性)与思想(逻辑规定)统一于绝对(理性的自我认识过程)的自身关系,真理即思想与事物自身的共属一体性的展开。由此,“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当我们悬置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这实际上是说,真理是接纳矛盾基础上的认识的辩证式发展过程,它表现为有条件真理或非真理的无限发展。列宁总结得更为精辟:“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
恩格斯将同一问题把握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哲学所显明并合理化的思维与存在的共属一体性处获得启发,并以一种颠覆性的形式将这种共属一体性建基于人的具身性实践之上。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里的实践即“感性的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塑”着“对象、现实、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由此,思维与存在本质上是人的具体的社会物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的特定呈现。在此意义上,“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唯有实践及其发展才能成为真理的立身之所与检验标准。
(二)哲学是反思的思想
思想总是对对象的思想,当思想本身成为这种对象时,就构成了反思,反思的思想就是哲学。所谓反思即以思维过程及其产物为对象的认识,反思构成了哲学的方法。反思以思想为基础,具有间接性。包括感性认识在内的思维活动构成了反思的前提,而这种前提同样是通过反思活动回溯性地建构出来的。思想的反思是偶然的、外在的,哲学以其必然、内在的反思为思想厘清限度、设立规范,从而将思想的本质显明为自由。
思想自在地具有反思的可能性,这体现为思想反思的外在性与偶然性。一方面,思想就其惯常形式来说就依某种外在反思而被使用。我们通常不自觉地将某种周围世界的、偶然的、前理论的特征或标志作为我们划定诸存在者领域的标准。在这些特定领域中,思想依据某种不言自明的、约定俗成的合用的规定性实现事情到知识的过渡。基于某种联系将这些知识进行叠加,便能构成体系。就此来说,思想也以自身为对象,但这种反思并不揭示必然性联系,仅以实用为主要标准。另一方面,思想反思的要求是由实践中偶然的矛盾所催生的。当思想难以有效实现目的或解释现实时,甚至不同领域的思想产出相冲突的知识时,思想的偶然性,或者说,思想与现实的矛盾结构也就被直观地呈报,这就催生某种对思想进行反思的需要。当这种反思从局部转向整体,从合用转向合理,从被动转向自觉时,思想就成了哲学。
哲学将思想反思的可能性施以行为必然性,哲学反思是内在的、必然的,是对思想的前提和限度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要求以思辨思维进行。作为知性经辩证性环节所达到的阶段,思辨思维“把知性所坚持的那些对立当作已扬弃的东西而包含在自身之内,并恰恰因此表明自己是具体的,是总体性”。因此,哲学反思能够以运动的、系统的、具体的规定性把握对象对象化的过程。哲学反思之所以是必然的,因为反思就是哲学的方法,哲学就是对思想的系统反思。哲学思考整体、整体中的现象,是以思考关于整体、整体中现象的思想来间接实现的。
思想的对象性为哲学反思奠基,哲学反思为思想厘清限度、设立规范。所谓厘清限度就是澄清思想的背景、内核和形式。思想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问题意识和言说形式。思想的内核主要包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思想的形式则指思想的生发机制和表现形式。基于思想的限度,哲学对思想遵循的基本逻辑,使用的基本概念,作用的基本范围进行系统地审查,进而在问题域、立场、形式、话语等方面对思想起规范和自省作用。由此,哲学作为思想的严格的自我反思,通过理性思辨不断为自身立法,从而将思想的本质显明为自由,并以维护思想之自由为使命。
(三)哲学是变革的思想
思想总是寻求某种“合用”,而哲学以其“无用”之用实现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思想通常直接处理感性存在并内嵌于实践的某种合目的性中,然而,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思想也能够摆脱这种有限目的而走向无限目的并成为哲学。此时,哲学呈现为“无用”的思想。这种“无用”之用区别于日常意义上的具体实用性,是在潜移默化中,间接地、深刻地变革人类社会的“大用”。
哲学之“无用”首先是从思想之“合用”中脱离出来的,这种脱离需要精神条件与物质条件的双重奠基。脱离“合用”的精神条件是意识活动获得相对独立性。随着实践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原本与劳动过程浑然一体的意识活动经由某种劳动工具的制作与使用而逐渐获得间接性与独立性。这种脱离直接性的意识使得人类活动得以暂时超出当下的目的性,转向一个自觉的目的性空间。脱离“合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支撑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决定性分离。这种分离使某一阶级、阶层或群体得以脱离直接生产活动的束缚,为一种静观视域的敞开奠定了物质基础。
哲学之“无用”指哲学并不能直接满足个人的物质利益与官能需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与闲暇,哲学是为知而知。这显然是说,哲学并不是直接实用的东西。黑格尔将哲学(逻辑学)比作生理学同样印证了哲学的“无用”。与我们无需研究生理学也能消化同理,我们不必专门思考哲学也能提出思想,安于生活。然而,哲学之“无用”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被显明为“无用”之“大用”。
哲学之“大用”在于以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变革。哲学是以观念变革的形式来发挥其作用的,这种变革是反思的结果。反思源于实践的要求与对真理的追求,思辨的反思就是批判。所谓批判就是对思想的前提和界限进行考察,界限被辨明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超出或改变界限的可能。主流思想或观念的变革将辐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自我理解中。
历史上,哲学之“大用”经黑格尔哲学充分而天才的阐发转而成为哲学之神话。黑格尔将整个历史把握为绝对精神的运动,属人的认识活动作为理念主观性的一面,被其视为“绝对理念”的“无限的自身回归”。通俗地讲,外化为历史的精神通过人类智识实现自我认识,这一人类智识的代表和顶点是哲学思考,能把握现实之合理性的哲学家将成为“世界的尺度”。这种工作在鲍威尔和施蒂纳那里以批判的批判和唯一者的形式延续着。
正视哲学之“大用”并使神话决定性破灭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一个侧面。在马克思这里,诸意识产物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在观念领域催生变革,究其根本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哲学家们大多将哲学的“无用”之用把握为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则将这种“无用”之“大用”把握为改造世界的“脚手架”。三、共谋解放: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思想与哲学的历史关联
哲学已然展现其自身为思想的某种可能性,这同时又预示着哲学在按照这些可能性筹划自身的同时也可能错失某种思想的本己特性。马克思可视为最早注意并提示这一现象的思想家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哲学之求真归根结底是要求思想与哲学对人的解放事业的共谋;哲学之反思归根结底是要求哲学对思想置身之时代的澄清;哲学之变革归根结底是要求哲学通过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实践指引。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呈现为:哲学与思想共谋解放,哲学为思想澄清时代,哲学以思想指引群众。由此,我们得以回答,在马克思为我们所指明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和哲学。
(一)求真何为:哲学与思想共谋解放
哲学与思想相互启发,共同致力于人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主义认为,脱离生产生活的独立哲学是不存在的,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运动本质上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而哲学和思想应当内在于这一进程。由此,哲学对真理的追求,只有落脚于以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实践进程才是现实的。哲学与思想应以其各自的特质共同致力于人的精神解放,进而构成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否认独立哲学的合法性,视过往哲学对普遍必然性的抽象思辨和体系推演为意识形态幻象。所谓独立哲学,即相信哲学能从某种超然视角出发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本质知识的哲学观。独立哲学站在世界之外,以“无”为起点,借助形式思维,追求终极原则和无所不包的体系知识。马克思称其为“离开实践的思维”。由于忽视或贬低感性实践,独立哲学颠倒了观念与感性现实的关系,使得对思维的真理性的讨论成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思想与哲学对真及真理的追求应当在人类实践的总体视域中获得理解,而历史性的人类实践被唯物史观筹划为人的解放进程。所谓人的解放即人类逐渐摆脱自然压迫、阶级压迫、政治压迫、劳动压迫等客观现实,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公社后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人的思想投射和劳动产品被剥夺其社会关系属性,转而规制和对抗人本身。鉴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生活及理智生活的基本面貌,这种异化状态只能通过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运动才能克服。由此,真理或普遍必然性首先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路径的理性思考,是对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不懈探索。
哲学与思想通过推动精神解放进而构成人的解放的关键环节。所谓精神解放即在实现人的解放的过程中,社会及个体的观念不断变革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精神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思想前提和必要环节。精神解放本质上是培养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力,是人民群众通过内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达至对历史发展趋势,特定社会现状的总体性认识的历史进程。然而,由于精神世界的相对独立性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顽固性,生产发展所催生的精神解放要求往往遭到阻滞,这就要求相应的思想与哲学进行有意识的反思与斗争。
思想与哲学以其各自的特质共谋人的精神解放。首先,致力于精神解放的思想与哲学在相互启发中保持开放性。一方面,思想与生活最为切近,最能反映生活的经验,最先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构成哲学发展的直接源泉;另一方面,哲学以其反思能力和批判功能澄清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为新的思想与哲学敞开空间。思想与哲学的辩证演进与精神解放的进程具有同步性。其次,哲学为精神解放描画总体图景,思想为精神解放提供具体抓手。哲学是精神解放的内核和灵魂。通过本质性反思和总体性观照,哲学先行筹划精神解放的总体图景与实践路径。诸思想是精神解放的具体抓手。推进精神解放就是不断用先进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持续提高社会的整体精神文明水平。由此,思想与哲学既相互启发又在实现精神解放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二)反思为何:哲学为思想澄清时代
思想反映着特定的时代,而哲学应当为思想澄清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之反思并不应囿于形而上学和语词逻辑,更应该正视、直面并超越其时代,从而为思想明确问题意识和基本立场。哲学对时代的澄清需要得当的方法和艰苦的探索,误解其时代的哲学往往也沉沦于其时代。当下,我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各种思想的有力指引。
在黑格尔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那里,哲学与时代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只是通过黑格尔,哲学与时代的神圣同盟才被首次揭示。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对思想构成了决定性的规制,这使得特定时代的思想共享某种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内在共性。对这种规制作用的反思和对这种内在共性的抽象就构成了对时代的辨识,这种辨识是专属于哲学的任务。真正的哲学必然对其时代具有本质性的把握。
思想依据其本性只能对时代进行有限的观照,唯哲学具有辨识时代之本质特征的可能。一方面,时代具有历史性,“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时代具有抽象性,时代之本质总要在历史的总进程中,不同时代的差异中获得锚定。由此,把握时代的本质性特征需要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视野,这只能由哲学来完成。当哲学以其内在反思澄清其时代的问题意识、思维特质和精神气质时,思想也就通过哲学理解其问题意识与基本立场。对时代的辨识愈是客观和准确,思想也就愈加真实,实践也就愈加自由。
哲学因其使命而具有双重可能:误解、逃避并沉沦于它的时代,抑或承认、正视并超越它的时代。尽管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对其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时代精神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显露自身,它要求真正的哲学努力去揭开它的面纱。纵观历史,凡伟大的哲学也都是深刻把握其时代精神的哲学。
误读或逃避其时代的哲学也沉沦于其时代,使思想遁入空洞与无力。黑格尔哲学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者,揭示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对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崛起为特征的时代做了诸多具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的阐释,却站在保守的一边,为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做了辩护,弃德意志现实的分裂与落后为不顾,是为某种时代错乱。因此,德国“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而这种实践注定要由把握时代本质的哲学与思想来引领,由这种哲学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来施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下,马克思主义仍旧为各种思想澄清着时代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从物的依赖阶段走向自由个性阶段的时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实现人的解放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时代。就此而言,今天的思想必然要揭穿各种遮蔽现存世界革命化可能性的意识形态幻象,必然要与各种敌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划清界限,必然要充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批判本性,必然要在世界历史中筹划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必然要以人的现代化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旨归。
(三)何以变革:哲学以思想指引群众
思想归根结底是为群众的,而哲学应当通过思想指引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哲学与群众的绝缘状态需要思想的决定性介入,革命性的哲学应当成为秉持群众立场,易于为人民群众接受并引领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这突出体现为马克思“消灭哲学”的革命性主张。历史上的哲学往往呈现为这样一种状况,“哲学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甚至故意避开群众”。哲学自诞生以来就是少数人的事业。一方面,阶级社会的生产是有限的,资源是稀缺的,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权力分配、制度安排、教育机会、闲暇时间等不同层次的需求满足上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常缺乏进行哲学活动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由此也就“不是通俗易懂的”。于是,哲学成了少数人崇高的精神冒险,群众成了哲学对其置若罔闻和颐指气使的存在。哲学对群众的遗忘因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而成问题。马克思指出,脱离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思想是虚幻的,真正的哲学是“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近代以来,群众经过一系列思想、政治、经济、冲突事件决定性地进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视野。启蒙精神呼吁个体依靠理性的法庭做出选择;反封建斗争使被压迫群体成为聚集联合的力量;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使赤贫的工人阶级为生存而反抗既存秩序。对此,那种充斥着学究气的哲学也不得不以牺牲其纯洁性和严肃性为代价作出回应。然而,这种回应也不过是在各种抽象的人的观念中寻找群众的概念与本质。马克思看到,群众已然以其存在宣告着理性哲学的非理性,昭示着过往哲学的少数人立场。马克思创造了一种群众的哲学,这突出体现为“消灭哲学”的革命性主张。所谓群众的哲学即为无产阶级提供革命图景的思想,为人民群众寻求人的解放的思想。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批判实践政治派时指出,“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消灭哲学与使哲学成为现实相互蕴含,两者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母题,“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实际上是说,思辨哲学并不能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产生直接助益,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科学揭示革命图景并指明其现实路径的革命思想。显然,这种革命图景不可能由艰深晦涩的体系哲学来擘画,也不可能由灵动内化的生存哲学来描绘,更不可能由静谧神秘的宗教哲学来启示,而只能由深入历史与群众的哲学来显明,由明晰、彻底、有力的思想来表达与传播。恩格斯用世界观来指代这种哲学观层面的根本转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作为思想的世界观与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是对现实的内容进行超验、抽象、思辨地把握,而世界观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进一步说,世界观是理解世界的经验性框架,有着鲜明的实践倾向和价值指向,其稳定与能证实的特点使得其便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利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施行。马克思主义无疑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应当秉持何种世界观作出了明确且深刻的回答。四、结语
当代的思想与哲学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下展开活动。澄清马克思主义对思想与哲学及其关系的立场与看法,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范导性和基础性意义。就此而言,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重视哲学思维方式的引领作用,在追求普遍真理与提炼中国特色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从基本范式和基础概念层面促进“中西马”三大知识体系有机融通。同时,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应当重视思想的基础作用,着重发掘中国思想中内蕴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紧密关联得以立足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以具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性思想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邹欣羽,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牟成文,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政治学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